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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背叛mdash;mdas (第2/3页)
没有自己的生活。 如上所述,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闯入。这种闯入同样表现在魏斯勒对作家家庭生活所进行二十四小时监听与监视。在没有宪政保障的国家,平民的茅屋被当权者视为监舍,他们可以像狱卒一样随时进入,美其名曰执行公务。 不同的是,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魏斯勒则更像是出于“公心”抛弃了自己的私人生活。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魏斯勒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简而言之,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而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事实上,正是无数像魏斯勒这样的人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 今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公权力当在私宅的门槛前止步。然而,在“暴力战胜了思想,人们战胜了人类”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像魏斯勒这样的敬业者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荣。他们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因此任何对政府的不信任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当人们被迫在政治的泥沼中求生,生活本是件奢侈的事情。 一九八四 《窃听风暴》的故事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六十年前,天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 奥威尔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极权统治的国度。和威斯勒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同样为“真理部”卖命。在这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处于没收的状态。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在当年的东德同样有所表现: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视国民为潜在的“国家公敌”必须接受监控。为此,东德设立了“史塔西”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三个东德人里面便有一个被监控。 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不幸的是,社会的分崩离析还体现在“老婆(公)在看着你”关于这一点,《窃听风暴》的男主角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他的妻子简妮·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仅解密文件便有254页相关记录。 当历史翻过封闭而阴暗的一页,生活于今天的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柏林墙东边难以为继。当年的东德政府,将其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控制上,而纳税人所谓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光荣背叛 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之上。然而,极权国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做权力的附庸。威斯勒的“光荣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于“体制内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道理是,体制并非最真实的共同体,也非铁板一块,而人类作为共同体的价值与恒常远在任何体制之上。 显然,影片中自杀而死的朋友、应召而来的妓女、布莱希特的诗歌以及《好人奏鸣曲》等等,对于魏斯勒的“光荣背叛”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杀前,艾斯卡曾经近乎绝望地对德雷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魏斯勒沉醉于德雷曼的琴声之时,我们看到,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吊诡地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世界的第一手资料,这在某种意义上使他们成为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极端的政治让人忘记自己,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人rou体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的体验同样不是其他的人或物所能替代。在《一九八四》里面,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的人性,而在大洋国里,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所以,性欲被污名化“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在性方面,魏斯勒可谓空空如也。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雷曼夫妇及其周遭的不幸,魏斯勒身上的人性光辉的一面才开始复苏。良心的苏醒同样伴随着性的苏醒。那一夜,魏斯勒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魏斯勒有了自己的私生活,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从rou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 《辛德勒名单》里有一句话:救了一个人,等于救了全世界!人们赞美忠诚,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却时常伴随着不断的“光荣背叛”伴随着不断地有人从旧有体制中出走,从而完成个人与社会的自救。为了保护德雷曼,魏斯勒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雷曼的记录,并支走了他的窃听搭档。魏斯勒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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