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盼望挑战 (第2/11页)

了，我再不需礼节，心里也自然。另找专家，我还得穿戴整齐，讲礼节，浪费时间还心里不自然。再说我身体好，没什么病，你也犯不着担什么大责任。”

    “那么，这是第一次。以后定期我还要给您作体检。”

    “还要检查？我哪里那么容易生病。”

    我照自己的想法继续说：“另外，您身体稍稍偏胖，以后要注意体重。”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他根本不在乎胖不胖。他拍拍稍微隆起的肚子说：“我这个年龄，这样子也算胖？就是胖点么也能说成病？”

    “瘦点总比胖点好。”

    “你那本书说瘦点比胖点好，迟早会出另一本书说胖点比瘦点好。你信不信？”

    我不信。可是如今，有不少科学家经过调查统计，又认为胖点比瘦点好。毛泽东确实善于预见。

    体检之后，我经过认真考虑，对今后的工作方向明确了。看来，我的首要任务是设法将毛泽东从繁忙的工作中拉出来，重点抓好几件大事…

    睡眠

    说毛泽东的睡眠是全党的大事，一般人难于理解，难于接受，其实并非夸张，特别是当大事来临之际。从周恩来总理开始，党的领袖们见到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句话都是问：“主席睡了没有？”“主席睡得好么？”毛泽东自己也说，我的个人生活只有三件大事：睡觉、喝茶、吃饭。

    他把睡觉放在第一位。他最讨厌、最恼火、最痛苦的是睡觉，最渴望、最高兴、最满意的也是睡觉。他如果跟卫士发了脾气，十次有八次是因为睡觉。

    我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傅连漳首先关照我的便是毛泽东的睡眠。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战争时代，我军从敌占区搞来一大瓶安眠药，是美国出的巴比妥。当时许多党和军队负责人如获至宝，专门派人送到傅连漳手中。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都为这瓶安眠药高兴，指示傅连瘴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叫任何人动用，不能多给毛泽东，也不能毛泽东一要就给。只能用在关键时刻，让毛泽东吃几粒，睡个好觉，以便他做出重大决策，或以充沛精力去处理那种关系全党全军命运的重大事件。傅连璋护命一样护着这瓶药，一粒不敢浪费。关键时刻才取几粒送给毛泽东服下，让他睡一个好觉。往往上个好觉之后，毛泽东能连续工作几天，正确及时地解决各种复杂矛盾。甚至做出决定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傅连璋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瓶巴比妥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哩！

    来到毛泽东身边，我很快便理解了傅连漳讲的话千真万确。毛泽东的睡眠确实超出了一般睡眠的意义，确实是件与全党全国有关的大事。

    毛泽东睡不好觉，一方面是形势造成，另一方面也在个人。投身革命后，严峻的斗争形势和恶劣环境不容他保持有规律的生活。特别是战争年代，只能见缝插针，逮机会打个盹。再加上他惊人的工作热情和责任心，不列极度疲劳不肯躺下。久而久之。睡眠便发生了困难。

    毛泽东的睡眠看似无规律，仔细观察研究，其实也有规律。甚至可以找出两条规律。一条规律隐藏在他自身，就是脑子疲劳到极点，便用手指在头顶上画着圈喃喃“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吩咐卫士：“我睡觉吧。”还有一条规律是我从旁观察得出。除遇大事可能几天不睡外.正常情况下，他的睡眠可以概括为“每天多赚四小时”或者说，毛泽东的一天有二十八个小时。比如。今天早七点入睡，中午十二点起床，那么明天就可能中午十一二点入睡，下午三四点钟起床。后天又会拖至下午三四点钟睡觉。晚上九十点钟起床。就这么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天”比大自然的一天多四个小时左右。然而，还不能遏大事。遇大事他就没明没夜沦不了“天”了。

    由于他的“一天”是超越自然的特殊的一天，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便遇到一种困难，就是如何协调大自然的一天和毛泽东的一天。说毛泽东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间办公，其实不准确。只能说这种时候不少。许多中央领导找毛泽东汇报工作，总要先问“毛主席睡觉了没有？“主席现在是睡觉还是工作？”无论上午、下午还是晚上，都有碰上毛泽东睡觉的时候。这就对不起了，只能回去等候，过段时间再来。当然，大事除外。大事可以叫醒他。毛泽东是党中央的核心，也是国家领导的核心。那时，其他领导同志都要围绕他运转。那么，他夜里宣布开会，其他同志夜里就要从床上爬起来前往参加。我到毛泽东身边之前，是在罗瑞卿身边工作，很熟悉。他曾多次跟我说过他很累，主席夜里又找他们开会了。其他与会领导干部的情况便不得而知了。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更须跟随他运转。久而入之，一到晚上就来精神。后来回到医院工作，便遇了麻烦。夜里睡不着，早晨起不来。如今年过花甲，还是这个毛病，很不适应。

    毛泽东吃安眠药相当厉害，几乎天天吃。睡眠是毛泽东的一等大事，安眠药如何使用便成了我全部工作期间的一大问题。既要让他睡觉，又得让他少吃，避免上瘾。这个工作太困难了，我一个人担不起责任，常常由卫生部帮助研究安排；须不停变换安眠品种，又须研究决定用药量。

    毛泽东的安眠药每天由我放他床头柜上。他总想多要多吃，我不叫他多吃。他很倔犟。简单拒绝不行，必须讲明道理。道理讲透了他才听，才不坚持己见。但是，药量也不能大小，必须保证他能入睡，能使他在高度持久紧张的脑力劳动之后得到休息和恢复。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对药量基本掌握得不错，保持了主席的睡眠和工作，几十年用药并未发生中毒或成痛的情况。

    如果用过药后仍然不能入睡，他烦躁。痛苦，我更焦急。有时还紧张。但这还不是最让我紧张焦急的时候。

    一次。毛泽东要主持召开重要会议。夜里，把我叫了去。

    走进毛泽东卧室，他正在室内踱步，眉头微皱。看见我，他住了脚，指着我认真说：“小徐，明天我有事。今天晚上你必须让我睡觉。”

    我想了想，点头：“行，主席。能办到。”

    可是，毛泽东又说一句：“不许睡过四个小时。如果早晨我还迷糊，那是不行的。”

    主席从来不曾表现出这么严肃认真，要求又是那么苛刻。我身上的汗刷地冒出来。脑子紧张地转了又转，说：“我尽力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