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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 (第18/20页)
-M‘。其中的C乃是劳动,亦即服务之“服”当差之“差”所谓资本家购买“劳动”取得其使用价值,亦即出钱雇人佣工,他所付工资亦即是劳工生活必需之资源(仿李嘉图),两者仍是相等。可是“劳动”的使用价值在做工时消耗化为交换价值(由血汗变成制成品),其间过程可能相当的漫长,这也就是说雇人作工,总可以令他多做,劳工答应着为当差之差,无时间限制。资本家如令他工作10小时,预定7小时之劳力所产生之交换价值已抵得所付工资之数,其他3小时所产生之交换价值则为剩余价值,根据前列公式可以写作M1=M+M此中M即为剩余价值(也可以超过10小时,马克思则指出伦敦烤面包的工人每日作工16小时)。利用厂房使用机器不改变上述关系(仿李嘉图),因为它们囤集劳力所产生之价值,在制造时因折旧之故,已逐渐将此价值移交到制成品。 李嘉图之后,继之以马克思,很少人在提到资本主义这一题目时,不会联想到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这对中国的读者至为不利。我们瞻顾西方的现代社会,亟想知道他们整个国家进入商业体系,全国都能以数目字管理的情况,这情况乃中国历史中所无,可是还未入门径,已被自然价格和交换价值等等名目混淆其实这些理论上的技巧(theoreticaltechnique),既非一般读者所能掌握,尤非治学之至要。至于雇人作工,多做少给,在中国已早司空见惯,我们可以在史料中找出无数例证,即要改革也用不着从读《资本论》开始。 在西方的历史过程中,经过古典派经济学家之后,资本主义显然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也可以说原始式的,完全采取放任政策,不顾人本主义之资本主义,亦即李嘉图所提倡的资本主义,已成为历史陈迹。布罗代尔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了国家。”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方面是资本家掌握政府,一切以他们的利害为依归,这种方法,不能持久。另一方面的解释,则是为资本主义的体制长远着想,私人资本虽仍在政治中占有特殊之比重,这种体制已自动改革,将产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逐渐缓和,继之次第消除。英国在《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出版后两年,已经朝这方向走。1819年的工厂法案虽然为效极为有限,可是在保障童工、限制工作时间各方面已开立法之先河。1833年的法案则已非纸上文章,继之以1844、1847和1850年的法案,其大要已列入《资本论》。虽然马克思仍在说:“这还是不够”他仍在抗议,但情形已不能和改革之前相比。所以1848年的革命发生时,惊动了欧洲大陆无数国家,英国则屹然未动。因为在英国“即穷人也分享着这财富,虽说他们在工厂制度里是可怕的牺牲者” 站在纯粹技术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低估意识形态),马克思和《资本论》不失对资本主义为当头棒喝,喻世警钟。这洋洋三巨册的经济论文,再加以另外洋洋三巨册的《剩余价值论》(TheoriemuberdenMehrwret),可以说是把反资本主义的理论写得无可复加,再加以《共产党宣言》指斥小资产阶级不仁不义,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无可衡量。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直接行动外,我们无法否认,以上这些著作总带有挑战性的威胁,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的改革仍有激励的功效。 19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有理论上极端的对立,没有真正行动上可能确切分割的界线。责骂资本家剥削劳工的言论依然存在,可是所谓“福利国家”(welfarestate)观念,却也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产生。纵使我们承认剩余价值这一观念,在工作时间缩短,和最低工资经过立法限制的情形之下,工人所获得的早已打破马克思著书时绝对的公式。况且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工又为消费者,他们所产生的消费市场也可以引起新的企业家另行制造新产品。这与李嘉图所坚持增强现有资本家利润才能保障雇佣的看法,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在信用扩大,专业经理人才增进,和交通通信条件愈为完备的情形下,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格更为明显。 19世纪和20世纪初年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不可划分。英国是最好的例子。她一方面在内部改革,一方面在国外发动侵略,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取得苏伊士运河的主权,由维多利亚称印度皇后,进入中东。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帝国主义的作风愈为明显,引起列宁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都已停止,每一个国家内的资本家都已取得专利权,部分劳工已和资本家站在一起,去剥削其余的贫苦大众,所以国际战争也是占有专利的各国资本家间竞争所引起的冲突。他的理论,部分得自恩格斯启示。 这种情形,只表现着用“资本主义”这四个字(capitalism或Kapitalismus)去包括贯穿好几个世纪牵连无数国家的一种政治社会经济组织,因其范围之广,引起视界分歧错叠。本章一方面检讨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成,一方面又要顾及我们给资本主义的定义,不能跟随着所有作家以水银泻地的方式去追究资本主义,漫无限制。如果资本主义是先由威尼斯传入荷兰,次递至英,再由英国及北美洲,而迄今尚未停顿的一种组织和运动,则只能以这种长时间在各国发展时的共通性格作为资本主义的性格。为什么以上国家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时,都有贩卖人口的事情,而以后的德国和日本却未沾手?何以英国和日本都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表现着积极的侵略性,而美国虽然在“命定扩张论”(ManifestDestiny)呼声最高的时候,也一度有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趋势,此后却在各种国际会议中坚强主张民族自决,做为反帝国主义的重要发言人?这些问题使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因为引涉之广,无法在其过程中完全避免人类的坏性格。我们无意替资本主义辩护,也不能否认马克思所说,在初期聚集资本时,各先进国家常有使用暴力之情势,可是却不能把这病理家之诊断当作刻下题材的正常生理。今当“强凌弱众暴寡”的作风已逐渐检束之际,我们更应当在积极方面搜索私人资本可能对社会的贡献。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能在李嘉图与马克思之间,找到一种折衷的方案。 二十世纪的批判:韦伯与宋巴特 宋巴特与韦伯,或者韦伯与宋巴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德国人,也都在第一次大战之前完成了他们的主要的研究工作,他们的写作,多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成立之后。事实上自宋巴特著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的观念才广为传布。他们两人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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