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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是因为审判的确是在这个时刻进行的；这几个字在原始记录上被擦掉了，没有换上其他时间。

    没有听任何有关被告的证人发言，没有出示任何证据。

    “宣布被告有罪”！有什么罪？判决书未予说明。

    任何判决书都应该引用量刑使用的法律。

    然而，此处完全不符合上面讲的对法律形式的要求。记录中没有一句话证明，军事法庭成员手中有一份法律文本；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主席在宣判之前念了用以量刑的法律的原文。非但如此，判决书以其具体形式证明，法庭成员宣判时既不知道援引的法律的日期，也不知道该法律的内容，因为在判决书原文中，有关法律日期、条款序号和条款文字的位置“都是空着的”可是，就是在这种手续极不完备的情况下，最高贵的血液在刽子手的屠刀下流淌了！

    辩论应该是秘密的，但宣判应该是公开的，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可是，风月三十日的判决书讲得很清楚：法庭“闭门辩论”但是，我们在其中看不到重新把门打开，公开宣布辩论结果的说明。即使这样说了，我们能够相信吗？清晨二时，在樊尚城堡里，能够公开宣判吗？何况城堡的所有大门都被精锐的宪兵部队把守着！何况，他们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求助于谎言；在这一点上，宣判书保持沉默。

    宣判书是由主席和六位其他委员(包括推事)签字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书记官未在判决书原本上签字，但为了证明文件的真实性，他的签字是必不可少的。

    判决书以这句可怕的话结尾：“按照上尉推事的请求，死刑立即执行。”

    立即！这令人绝望的话是审判官的杰作！立即！而共和国六年雾月十五日的法律明确规定，对任何军事法庭的判决都有权要求复审！

    关于处决，迪潘先生继续说：

    当甘公爵在深夜被审讯、判决之后，在深夜被处决了。这恐怖的牺牲应该在黑影中完成，以便表明一切法律都遭到蹂躏，一切，包括关于公开处决的法律。

    这位法学家谈到预审的违法处：共和国五年雾月十三日通过的法律第十条规定，在预审结束之后，推事要求被告“选择一位朋友作辩护人”被告“有权”在当地所有阶层的在场公民中“选择辩护人”；如果他宣布无法作这种选择，推事将为他选择。

    啊！无疑，王子在他周围的人中间没有“朋友”；这种情况是由这个可怕场面的制造者之一向他宣布的！…唉！为什么我们不在场？为什么不让王子向巴黎的律师团体求助？在那里，他本来会找到同情他的朋友，为他的不幸辩护。为了使判决在公众眼中说得过去，他们似乎比较从容地重新起草了文件。比原始文件看来较为合乎规定的第二稿的采用(尽管也是不公正的)，并未丝毫减轻将当甘公爵处死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何况处决所依据的是一纸匆忙签署、有许多空白的判决书。

    这就是迪潘先生的小册子的主要内容，作者观点鲜明。可是，我不知道，在作者分析的情况当中，合法的程度是否重要。如果人们将当甘公爵掐死在从斯特拉斯堡到巴黎的驿车上，或者将他杀死在樊尚的森林里，事情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许多年之后，有人指出谋杀的非法性质，另一些人对此进行公开谴责，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他们听见什么哪？上天的什么声音促使他们挺身而出呢？

    一八三八年十一月

    于尚蒂伊

    于兰将军

    在那位大法学家之后，一位盲眼老战土出来讲话了。他曾经指挥老近卫军投弹手；对于勇士们来说，这意味什么是再明白不过了。他最后一个伤口是马莱①赐给他的；铅弹留在他脸孔里面，一直没有取出来。“他失明了，从社交界退出，惟有家人的照顾使他得到些许安慰”(这是他本人的话)。当甘公爵的审判官似乎应最高审判者②之召，从坟墓里走出来。他为这桩案子辩解，既不抱什么幻想，也没有道歉。

    ①马莱(Malet，一七五四—一八一二)：法国将军。

    ②指上帝。

    他说：“但愿人们不要误解我的动机。我并不是因为害怕才动笔的，因为我本人受皇上亲自颁布的法律的保护，而且在一位公正的国王的政府治理下，我丝毫不害怕暴力和专断。我讲明真相，甚至讲出那些于我不利的情节。我并不试图为审判的形式和实质辩解，但我愿意指出，宣判是在什么形势下作出的；我想否认我和我的同事是为派别的利益行事的。如果说我们仍然应该受到谴责的话，我也希望人们这样看待我们：‘他们是很不幸的！”’

    于兰将军肯定地说，他被任命为军事法庭主席时，并不知道成立法庭的目的。他到达樊尚之后，还是一无所知，法庭的其他成员对此也不清楚。当城堡的指挥官阿雷尔被问及时，他回答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还加上一句说：“有什么办法？我在此毫无地位。一切事情都不征求我的意见，也不要我参加：在此发号施令的是别人。”

    到晚上十时，于兰将军看了材料，心里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由上尉推事主持的对在押人的预审结束后，军事法庭在午夜开庭。“材料宣读后，”法庭主席说“出现意外情况。我们注意到，上尉推事读完审判记录后，王子在上面签字之前，亲笔写了几行字，表示希望能够同首席执政官当面解释。一位法庭成员建议将这个意见转交给政府，大家表示赞同。可是，这时站在我的扶手椅后面的那位将军①对我们说，这个要求‘不适当’。而且，我们在法律中找不到任何条款授权我们推迟判决。所以，法庭对此要求不予理会，打算在辩论之后满足被告的愿望。”

    ①指萨瓦里将军。

    上面这些话是于兰将军讲的。然而，在德？罗维戈公爵的小册子中，我们读到另一种说法：“人相当多，由于我是最后到达的，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挤到主席座位后面站着。”这样说“走到”主席的“扶手椅之后站立”的是罗维戈了？但是，他，或者另一位，由于不是法庭成员，有权在辩论中发言，并且称别人的要求“不适宜”吗？

    让我们听老近卫军说话，看他如何描写这位孔代家族的年轻后裔的勇气；他对此是有发言权的：

    我开始对被告进行审讯。应该说，他在我们面前表现出高贵的自信，完全否认直接或间接卷入针对首席执政官的暗杀阴谋；但是，他承认曾经同法国打仗，他勇敢和骄傲地说：“我维护我家族的权利，一个孔代家族的成员只能拿着武器返回法国。”他还说“我的出生，我的观点，注定我永远是你们政府的敌人。”为了他的利益，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他都不愿意改变上述观点。

    他的毫不动摇的坦诚使审判人无计可施。我们多次想引导他收回他讲的话，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