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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罗马，我只要求得到一顶草冠①，用永恒之城的青草编织而成的草冠。

    ①在古罗马，军人在解放被围困的城市之后，得到一顶草冠作为奖赏。

    对虚荣心的惩罚由霍夫曼先生执行；愿上帝给他安宁！《战斗报》不再是自由的；它的所有者失去控制权，而且审查署指令该报对我进行谴责。尽管如此，霍夫曼先生放过了“法兰克人之战”和作品的另外一些章节。可是，虽然他认为西莫多塞是可爱的，但他作为最虔诚的天主教徒，认为我将基督教真理同神话传说相提并论是一种亵渎，因此感到愤慨。弗蕾达未能拯救我。人们认为我将塔西佗的日耳曼祭司变成高卢人是一种罪行，似乎我除了借用悦耳的名称之外，还想借用其它东西！我通过重建法国基督教徒的祭坛，给他们帮了大忙，可是他们居然对霍夫曼的合乎福音的话愚蠢地感到愤慨！《殉道者》的标题使他们产生错觉，他们以为会看见一本殉道圣人名册，而那只撕碎荷马的女儿的老虎，在他们眼中是对圣物的亵渎。

    庇护七世被波拿巴绑架到巴黎，他的真正殉道不令他们感到愤慨，但他们因为我的故事却激动万分——据他们说，那些故事不大符合基督教精神。《基督教真谛》的作者亵渎了宗教，负责对他进行惩罚的是夏特雷大主教先生。唉！他今天应该发现，他的热忱本来应该用于其他战斗的。

    德？夏特雷大主教是我极要好的朋友德？克洛泽尔的哥哥；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基督教徒，他不让自己被他弟弟这样品德崇高的批评家左右。

    我觉得应该对审查作出答复，就像我的《基督教真谛》一书出版时所作的那样。孟德斯鸠对他的《法的精神》的辩护，对我是一个鼓舞。我错了。被攻击的作者即使讲得天花乱坠，也只会引起那些不偏不倚的人的哂笑和众人的嘲弄。他们所处的地位对他们不利：自卫立场是法国人的性格所不容的。我为了答复反对意见，指出有人在批评某个段落的时候，攻击了古代的某部优秀作品，而遭到驳斥的人为了自我解嘲，说《殉道者》只是一个仿制品。如果我引用宗教圣父的权威，为两种宗教并存辩解，他们就反驳说，在《殉道者》所描写的时代，在伟人当中，异教已经不复存在。我从心底认为，这部作品完了；猛烈的攻击动摇了我的信念。有几位朋友安慰我；他们坚持说，否定作品是没有道理的，公众迟早会得出另一种结论。德？封塔纳先生特别坚定：我不是拉辛，但他可能是布瓦洛，而且他不断对我说：“他们会改变看法的。”他在这方面信心十足，甚至为此写了几节漂亮的诗：

    “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塔索到处流狼。”等等。

    他不害怕他的鉴赏力和他的批评家权威受到影响。

    的确，《殉道者》重新站立起来了，连续印了四版；它甚至特别受到文人的青睐：他们欣赏这部作品，是因为严肃的研究，精致的文笔，一丝不苟的语言和高尚的情趣。

    实质性的批评很快停止了。因为我描绘了两种共同存在的宗教(其中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信仰、祭坛、教士、仪式)，而指责我把渎神的东西和神圣的东西混为一谈，等于说我不顾历史。殉道者们是为谁死的？为耶稣—基督。人们将他们的牺牲奉献给谁？献给帝国诸神。因此，存在两种宗教信仰。

    哲学问题，即在戴克里先①治理下，罗马人和希腊人是否信仰荷马的圣灵？公众的宗教信仰是否变质了？作为“诗人”这个问题与我无关；作为“历史学家”我本来是有许多话要说的。

    ①戴克里先(Diocletien，二四五—三一六)：古罗马皇帝。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出乎我最初的预料，《殉道者》保留下来了；我现在只关心把作品再读一遍。

    《殉道者》的缺点，来自它的不可思议的直率。我囿于我的古典主义成见，不恰当地滥用了这一点。我对自己的革新感到恐慌，但我似乎无法摆脱地狱和天国。其实，对于情节的处理，好天使和坏天使就足够了，不必援引那些用滥了的玩意。如果法兰克人、弗蕾达、圣哲罗姆②、奥古斯都、厄道尔、西莫多塞、那不勒斯和希腊的描写不能使《殉道者》摆脱困境，地狱和天国也不能拯救这本书。德？封塔纳先生对下面这段文字最满意：

    ②圣哲罗姆(SaintJerome)：早期西方教会中学识最渊博的教父，将《圣经》希伯来文《旧约》、希腊文《新约》翻译成拉丁文。

    西莫多塞坐在监狱窗前，用手支着脑袋；脑袋上盖着殉道者的面纱，她如怨如诉地吟咏道：

    “奥索尼乌斯①的轻舟呀，划破平静和闪光的大海吧。大海的奴隶呀，任由多情的风鼓动你的船帆吧；弯腰划动轻巧的桨吧。在我丈夫和父亲护卫下，把我送回帕米居斯的幸福的海岸吧。

    ①奥索尼乌斯(Ausone，三一○—一九五)：拉丁诗人兼修辞学家。

    飞吧，脖子柔软优雅的利比亚鸟呀，飞到伊多姆的山顶上，告诉大家：荷马的女儿即将看到麦西尼亚②的月桂树！

    何时我将看到我的象牙床、对死者如此宝贵的光明、鲜花盛开的草原呢？”

    ②麦西尼亚(Messenie)：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一带。

    《基督教真谛》将作为我的伟大作品流传，因为它引发或决定了一场革命，开辟了文学世纪的新纪元。《殉道者》的情况不同，它是在革命之后出现的，只证明我的思想异常丰富。我的文笔不再是新东西；除了弗蕾达那个插曲和对法兰克人的风俗的描绘，我的诗有它“经常光顾的”地方的痕迹！其中，古典主义凌驾在浪漫主义之上。

    最后，促成《基督教真谛》成功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政府非但不优惠我，反而对我怀有敌意。由于《殉道者》，对我的迫害变本加厉：在加莱里乌斯③的肖像和戴克里先宫廷的图画中，帝国警察不可能不注意那些明显的影射；英文版译者毫无顾忌，不考虑是否会连累我，竟在他的前言中特别提到这些影射。

    ③加莱里乌斯(Galerius，？—三一一)：罗马皇帝。

    《殉道者》的出版同一件悲惨的意外事故巧合。多亏我们对政权的热情，事件并未使严厉而公正批评家放下武器；他们感觉，有助于减少对我的兴趣的文学批评可能对波拿巴是愉快的事情。后者不会忽略细小的利益，就像那些腰缠万贯的银行家，在举行盛大宴会同时，也叫人支付寄信的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