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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把揩干净嘴角，这才真正安静下来。但依然谁也不看谁，只是低头不响。

    “吃好了(口伐)？”经易门手里捏着那块白手绢。今天他额角头上真出汗了。

    “吃好了吃好了。吃得老适意的。”六位异口同声。但接着仍然是沉默。几乎又沉默了两三支烟的工夫。六个人像六根黑柱子似地戳在仿古的硬木椅子上。其间其中的某一位好像是要说点什么，但在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闭上了嘴低下了头。

    为啥只是闷头吃茶，一句话都不讲？忆萱一直在隔壁房间里听着。手里捏牢一根绣花针。透不过气。忍不住要叫的时候，就戳自己一针。难道这几位本家兄弟也都是势利眼，看到大势已去，便顾不得易门，只知噤口自保？！

    几位本家兄弟为啥不开口？当然是怕。怕啥？怕两个人。第一，当然是怕三先生这位新执政。万一自己把不牢分寸，今朝在易门面前哪句话没说得当，传到三先生耳朵里，被敲掉饭碗头。五十五岁了嘛，最怕就是突然被人敲掉饭碗，失去养老的保障。再下来，他们怕眼前这位比他们年轻得多的“大兄弟”经易门。经易门多疑。你一句话讲错，一笔账做错，他会追问十个二十个为什么。他会排列出二十种可能，二十个理由，来追究你为什么要做错。等他把每一种可能、每一个理由都排除了，他才会重新把应有的信任赋予你。在这样的折磨下，即便到最后，他宣布你清白，你也不怎么相信自己是真清白的了。你从此以后会十分地小心，总觉得这世界上最不可信任的就是你自己。他倒不是存心要折磨你。在没有排除各种可能性之前，你可以看到，他也非常紧张、非常不安，有时他内心的苦痛甚至更甚于你。他同样不容许自己出错。你是他安排（接纳）到谭家门里来的。他历来认为，你的错就是他的错。他的痛苦。前年，这六位本家兄弟中的一位介绍一个年轻的亲戚到账房间当练习生。有人告发这年轻人，早上拎着几只热水瓶到茶炉间里去泡开水，曾多次无缘无故地跟三小姐房里那位也是来泡开水的小大姐搭讪。吃她“豆腐”想帮她拿热水瓶。问她脚上那双新袜子多少钞票买的啥地方买的。怎么会那么好看。能不能抬起脚来让他再仔细看一看。吓得这位小大姐把手里三只热水瓶和茶炉间墙脚跟前一排八只正在偎中药的小泥风炉统统打碎。就为这么件事，经易门派人一直查了这个年轻人整整九个月。甚至查出这个小伙子的母亲年轻时在崇明南门港小学教书，曾跟一个大龄男生之间也有过的那么一点“传闻”这位母亲要比那个男学生大十多岁。得知经先生要派人去崇明调查此事，年轻人哭着跪倒在经易门面前，求经先生不要派人到南门港去。南门港泷共就屁股爿大那点地方，当年的情况是，上海飞过去一只苍蝇也会引起一阵轰动，不要说突然间去几位头戴礼帽、身穿制服、挟着皮包、cao一口洋泾浜官话、一张嘴就是：“怎么回子事啊？你们都给我讲讲清楚”的谭家专查人员。这样一来，他母亲就没办法在南门港再待下去了。小伙子愿意交代自己跟那位小大姐“不清不白”的全部“罪行”包括他母亲年轻时的“风流孽债”侬怎么处罚我都可以，只求经先生给我姆妈留一点面子留一条活路。经易门不答应。他激动。他面色灰白，无法按捺。他一次又一次拿出白手绢来揩汗。他劝诫这位年轻人不要多虑。有事就要查清。查清了，就好了。含含糊糊过日子，精神负担更重。更难过。我并没有歪心。只是要查查清楚而已。这样，侬放心，我放心，大家都放心。于是专查人员出发。于是第二天传过来消息：当天夜里，那位母亲就把自己吊死在南门港售票处的小阁楼上。那个练习生得知此消息的一个小时后，便在离闸北旱桥三十七米远的地方忿然卧轨自杀。当然，这些年，在经易门手下做事的人，自杀的并不多，总的平均数是两年一个，或三年两个。比较多的，只是受不了他的那种严格，被送到上海精神病防治所看门诊。一部红车子把你送进大红的铁门或木门里，三个或四个穿灰蓝色短打衣裤的男护士把你套进一件灰色的麻布紧身衣里，手和脚立即被真牛皮做的皮带收紧。这种皮带特别宽。每一个人只要被它们收紧过一次，就会对它们的柔韧和油腻、紧迫和坚定执著产生终生难忘的印象。（仔细闻，你还能在它身上闻到各式各样的人味和千篇一律的牛味。）而经易门自己的面色也因此越来越灰白，灰黑。

    六位本家兄弟小心谨慎、兜着大圈子、有一句没一句地絮叨。他们后来才得知那天经易门请他们来是要他们帮他寻找三先生这么“记恨”他的原因。忆萱最害怕他们把原因找到她儿子头上。但这六位本家兄弟经过一番艰难的长考和试探，最后偏偏把原因找到经十六头上去了。他们认为，三先生之所以不再信用经家人，原因就这么一条：经易门惟一的儿子不聪明，太没有灵气。他们扳着手指头说道，我们也要为谭家想想，假使经家的下一代这么不争气，将来根本不可能接替经易门来管理宏大繁复的谭家，谭宗三当然得从现在起，就把谭家的管理权从经家人手里一点一点地撤出来。没有远虑者，必有近忧啊！

    说得有理。有理。

    实际上赵忆萱自己也相信这一点。儿子经十六的确没有他父亲、祖父和爷爷的那种精明气能干气。每每想到自己既没能为易门生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儿，又没能生一个能像他父亲那样精明强干的儿子，最终又影响（摧毁）了经家在谭家的地位，前程，她心里的确就跟刀搅的一样。的确愧疚至极。她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让出位置来。带着儿子，走开。她觉得，经易门要她走是应该的。她应该为后人为新人腾出位置。虽然她不舍得走。她喜欢这幢老式的外国小洋楼。她喜欢这里的潮湿阴暗幽静，还有那绝对的宽敞。她喜欢用一个上午的时间来揩拭。每天都揩一遍。耐心地用蔑片或竹签细细刮去任何一个凹裆里的油腻浮灰。每三天把所有的桌布统统换洗一遍。她喜欢穿件宽宽松松的淡花印花布衣裳，一个人在干干净净安安静静的楼里慢慢地走来走去。或者坐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对自己说，这是我的家。每每想到这一点，她心里对经易门总有说不尽的感激。总有说不出的温暖。总想哭。实际上她也总是要让自己慢慢地感动一番，慢慢地流一会儿眼泪。再痛痛快快地抽两支骆驼牌香烟。老惬意的。老轻松的。尔后，自嘲地笑笑，长出一口气，站起来督促娘姨去做晚饭。

    割断这一切，当然会十分艰难。但为了报答经家，报答易门，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我又黑又瘦。我能做到这一点。不让经易门为难。应该说，即便这时候她还没有想到要自杀。不。不。不。她带儿子去找日本人阿部租房子，就证明她还是下决心要好好活下去的。

    最后希望的绝灭是在那天的中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