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星月快车 (第12/13页)

比如说人员、装备、物资、时间和位置不能超出美军所能承受的范畴。任何一份作战计划都包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因素。比如，D日指的是作战计划行动开始之日，H时则是作战计划开始之日行动的那个时间;C日，指的是作战计划规模的部队开始调动的日子，L时指的是C日行动开始的具体时间;M日，指的是后备役部队开始动员之日，F时是指动员开始之时等。

    虽然美国军方的各种作战计划的代号一般为新闻媒体所熟知，但是其具体内容却是极端保密的，美国军方将其作为最高等级的机密加以对待，只有当五角大楼宣布某一作战计划废弃，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解密期后，人们才能得知其具体内容。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世界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对美军的作战计划进行了“曝光”和“揭秘”不少报道还讲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但实际上无论是战争的方式和进程，还是五角大楼和中央总部的指挥决策，都让人们大感意外。因此在一些亲西方媒体的鼓噪之下，五角大楼所制定的各种作战预案一度成为了决胜千里之外的神机妙算。而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则往往被描述成只懂得全线扩张或被动挨打的僵尸军队，碌碌无为的总参谋部和自以为是的独裁者几乎成了西方民众眼中对手的标准形象。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西方世界或许已经有些淡忘了那那曾经令他们深深震撼的“布拉格之春”和“喀布尔换马”也逐渐忘记了那些曾经储藏在华约各成员国总参谋部内“7天饮马莱茵河”的末日打击。因为他们在他们眼中曾经无可一视的北极熊已经在莫斯科垂垂老矣。而对于中国，他们却是真的一无所知。对于东方的军队，西方国家曾有一个惯性的认识—那就是这些军队似乎总是很随意。无论是一度横扫东南亚的日本帝国还是雄起于中国陆军的共和国。西方国家很少会发现他们的总参谋部会指定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预案。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的日本帝国陆、海两军便各自为之，而在朝鲜战场之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似乎也是随心所欲，美国人至今仍记得在长津湖畔，中国士兵还穿着单薄的秋装发起冲锋。在西方人看来，这一切的原由可能来自于东方民族随意的个性。但是事实很快便会证明，他们是错的。

    曾经强悍一时的日本帝国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怪胎，错综复杂的军令、政令系统使得日本军队更象一群掌握在各级指挥官手中的强盗集团。为了局部的利益，日本军队往往会奋勇争先，当是却无人可以真正的放眼全局。因此日本军队的组织和训练，往往能够保证他们打出很漂亮的战斗和战役，但决不可能赢得真正的国运之战。而崛起于东方的新中国则完全不同，这个国家从来不缺乏战略大师，所欠缺的只是由于近一百年的停滞和劫难所造成的国力不足和基础落后。

    以朝鲜战争为例，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并非没有预见到美国参战的可能。也指定了相应的作战预案，甚至连麦克阿瑟自诩为神来之笔的“仁川登陆”实际也早已在中国领导人的预见之中。但是面对刚刚稳定的祖国，百废待兴的民生。中国的战争准备工作远远落后于大洋彼岸的对手。直到美国人推进到鸭绿江畔，庞大的中国陆军才刚刚进入攻击位置。但即便是这样的仓促交锋，精锐的中国步兵也同样将正在敌军24小时不间断的侦察之中，将10多万人的部队神不知鬼觉地潜伏到对手的眼皮底下，发起突然的猛攻。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崛起的中国早已拜托了昔日国力贫弱的束缚。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众多以防御外敌入侵和有针对国境和资源冲突的作战预案在和平年代里被制定了出来，其中有一组在21世纪初叶制定出来的作战预案在后世显得的特别有名。这并非是由于它们全都完全无缺，而是因为他们中大多最后都不幸的成为了现实。

    这组作战预案几乎全部以中国古代汉唐时期军政机构的名字命名的作战预案，所针对无一不是可能发生在中国周遍邻国的突发事件。例如“安东”系列预案便是围绕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可能发生的战争、政变和自然灾害所制定的指导性军事行动预案。而“南诏”系列军事预案则是探讨了维护中国在缅甸地区的国家利益而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可能。而针对中国在南亚最为主要的战略同盟—巴基斯坦，中国总参谋部同样早已制定了代号为“安西”系列的作战预案。

    第六十六章：星月快车下

    在那众多尘封于中国人民国防军总参谋部内的应急预案之中，针对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今天的中国陆军都有着绝对充足的准备，一支支代表着力量和信心的钢铁雄师已经不单纯是过去的万里长城，更是足以捍卫地区东亚乃至泛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地区和平稳定的王者干戚。不过在所有的这些应急预案之中，有4支部队的番号却是永远不可能缺席的，他们是代表着中国陆军最强军容的快速反应部队—第38、第39、第54集团军以及空军的长臂—第15空降军。

    此刻在伊斯兰堡国际机场的塔台的指挥大厅里，十余名身着城市战迷彩服的中国陆军士兵正荷枪实弹，高度警戒着。在这些年轻士兵的警惕的目光之中，近百名来自中国空军兰州军区的机场地勤人员正在巴基斯坦同行的帮助之下，紧张的协调着正逐渐接近机场的第二运输波次的12架中国空军的运—8S型战术运输机的降落准备。这场后来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称为中国版的“布拉格之春”据说也有着和原版类似的桥段。

    2008年4月12日23点左右，伊斯兰堡国际机场突然接到中国民航一架飞往卡拉奇的波音747客机上传来的讯号—“客机的舱压出现异常，要求在伊斯兰堡国际机场紧急迫降。这一要求即便不是在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两个传统盟国之间出于人道主义也是无法拒绝。但是这架客机一降落，数百名中国空降兵特种部队的成员便冲出机舱迅速占领了整个机场。而在随后的数小时之内，总计有超过20个架次的中国空军军用运输机降落在已经易手的伊斯兰堡国际机场之上。

    这一事后被一个号称在伊斯兰堡国际机场目击了整个事件经过的comN记者大肆宣扬的传奇后来几乎成为了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故事。但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所谓的记者所讲的一切，不过是他躲在一所伊斯兰堡的五星级酒店中杜撰出来的。仅在故事的开头部分他便犯下了两个原则性的错误。伊斯兰堡国际机场并非原不设防，为了夺取巴基斯坦的最高政权，基亚尼上将早已在各交通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