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发考 (第19/22页)

谋的刺杀，元凶除了袁世凯之外，还有当时的政府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桂馨不过是具体的执行人，由他直接收买刺客实施暗杀。

    宋教仁在4月20日被刺，三日后，抓获应桂馨，又过一日，抓获应所指使的刺客武士英。至此，宋案已基本查清，袁世凯一伙完全陷入被动。到了第五日，孙中山闻讯风尘仆仆地从日本赶回上海，当天晚上在同孚路的黄兴寓所，与陈其美、戴季陶、居正、柏文蔚等密商对策。孙中山认为，袁世凯破坏民国的罪恶已不可掩，应该乘着人心激愤之际，武力讨袁，以除后患。他提出了“联日”和“速战”两策，说日本与中国相邻，关系密切“助我则我胜，助袁则袁胜”并愿意亲自再往日本接洽。黄兴和陈其美等人，认为以法律解决为好，既然已经抓住了袁的把柄，是非自有公断。毕竟国民党已经成立了，天下已大同，对此复杂问题，宜持冷静态度，而等待正当之解决。从感情上来说，反袁若借助日本人，的确也为大多数革命党人所不能接受，但是不借助外援，以南方数省不足恃的武力，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王金发似乎还不够格参加最高层次的密谈。革命党人最后决定听由国会裁判。国会在袁世凯的控制下，所谓秉公裁判，自然成为一句空话。就在报纸上披露44件确凿证据的那天，袁世凯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这是中国历史上借的最大一笔外债，有了这笔钱撑腰，袁世凯再也不怕国民党和自己捣蛋。他解除了国民党拥有的几个省都督头衔，他们是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客气，袁世凯就老实不客气。在王金发当了将近一年寓公的时候，讨袁的二次革命终于爆发了，江西、安徽、广东、福建四省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成立声势浩大的讨袁军。可惜讨袁军在战场上，并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很快就处于下风。

    二次革命中的王金发，已不像辛亥革命时那样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大放光彩。尽管他那拼命三郎的余威还在，然而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1913年的7月20日，由于浙江的都督朱瑞宣布“中立”王金发便在上海自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协助陈其美攻打制造局。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次王金发变得有些理智，没有冒冒失失地再次充当敢死队队长，而是申请后勤，为冲锋陷阵英勇牺牲的将士输送酒食。他的后勤工作十分差劲，据说行至半途，被人暗算，有坏人向汽车投掷炸弹，汽车受损，此事便不了了之。王金发显然没有受伤，但是，从此就再也没有在战场上见到他矫健的身影。二次革命时，陈其美领导的讨袁军，在上海打得十分顽强，翻阅当时报纸，我们可以见到许多熟悉者的名字，譬如蒋介石、钮永建、陈果夫、黄郛、居正，可就是很难找到王金发。

    说王金发贪生怕死躲起来，无疑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不过说他不像过去那么积极，这一点大致不错。也许是事出有因，王金发的旧部都在绍兴，在上海滩，他只是一个空头驻沪总司令。陈其美虽然和他有很深的关系，但是他也不能把别人的人马借给他用，和辛亥革命时一样，革命党人的武装总是带有组合成分，譬如什么商团、浙军、苏军、光复军、奋勇军，各有其主，别人调遣不得。除非王金发放下架子，去做一位马前卒，而他毕竟是当过都督的人，这个委屈如何受得了。有文章说王金发向陈其美要饷，有了饷才能回家把旧部带出来，陈自己忙得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他，两人因此有了龃龉。

    事实上，沪上讨袁之战很快就失利，从7月18日陈其美在沪宣布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开始，到8月13日，上海讨袁军完全失败，陈其美不得不避居租界，成了受通缉的要犯。在这段时间里，除了那次半途而废的输送酒食，王金发在干什么，找不到什么文字记载。他的“逸庐”是不是在租界里，我不清楚，能确切知道的，是尽管他表现消极，仍然被列入受通缉的名单。不管怎么说，他是浙江驻沪讨袁军的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踌躇满志的袁世凯通电全国，查缉“重要名人”70余人，并开列赏格，一律以现大洋计算：拿获黄兴者10万元，陈其美5万元，王金发竟然和柏文蔚李烈钧等并列，值2万元。

    3

    二次革命后，王金发再一次陷入了亡命生涯。有人认为这一次他没有去日本，其根据是《王季高君行述》上说：

    亡命复亡命，其亡而之东西洋乎，海天辽阔，以遨其游，岂不快哉！季高初意如此，其母不欲令其子远去，且以金钱有限，旅费不足资，而应酬又广，不如暂伏内地之为得。于是季高仍蛰沪上，其母则住旧宅。

    但是1913年8月18日《时报》，一则标题“福建路天然旅馆发现私造炸弹”的报道，却透露出这么一则消息：

    业经捕房查明，该旅馆实系为前绍兴都督王金发所开，各情已志前报。王于此事发生后，当即携其爱妾，即前在新清和为娼的花宝宝潜行东渡。

    王金发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是否真的亡命日本，本身并不重要。以上两则消息都不可以作为铁证。说王金发去不了日本，是金钱有限，旅费不足，虽然不是实情，而报纸上说王金发已逃亡日本，也很可能是烟幕弹，偌大的一个上海，十里洋场，藏一个王金发，比当年落草为寇，躲在深山里更安全。问题的实质是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了，王金发虽然遭受通缉，他的生命安全还是有保证的。上海的租界几乎就是外国，袁世凯的密探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卖命。事实上，没有几位被通缉“重要名人”落网，明正典刑的更微乎其微，袁世凯是jianian雄，善于用心计，他宁愿搞暗杀，也不愿意落下滥杀的罪名。

    当时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对于白色恐怖的恐惧，而是看不到革命党人进一步的出路。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稀里糊涂地就大获全胜，二次革命，又莫名其妙地便输了。这里面不仅仅是因为对手发生了变化，关键在于革命党人自身发生了变化。早在1907年，陈其美刚去日本留学时，曾指出留学生中只有二十分之一，脑子里有“国家”二字。换句话说，这应该包括鲁迅和王金发等人的二十分之一虽少，毕竟是有革命思想的精华。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精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陈其美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

    辛亥革命，手持寸铁，集众数日，武昌一呼，全国振荡者，革命党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拥兵十万，北兵负隅，而全局失败者，革命党中锐气消沉之所致也。

    陈其美把二次革命的失败，归结为党人“无团结力，吝自为谋所致”在后来和孙中山的一次谈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