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软弱与坚强 (第2/5页)

挤，到处是汽车、卡车和搬运东西的人们。我们开出城门，来到了郊区，沿途经过几个小村子，然后爬上了山。我的心在激烈跳动着，充满了担忧和急促感。这种感情和我曾经以为我们会被日本人追上的感情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我怕的是，要是我们不快些走，突然会有人说，"全搞错了，战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得回去。"

    这时有个飞行员喊道，"停车！"然后跑过过道，对司机吩咐了几句，指指路边。真的，车子大吼了一声，停下来了。我咬住自己的手，免得大声哭出来。三个飞行员跳了下来。我以为我们遇到抢劫了。我站起来，朝窗外望去。我一见他们的样子，马上就笑出来了——原来他们在拍照！

    其中一个站着，做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很骄傲地指着蓝天——好像这儿的天跟别的地方的天有什么不同似的。我想笑了。然后我又抬头看了看天。我记得当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就像你刚从一场乱七八糟的梦中醒来一般。就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昆明似的。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平常的天，平常的云。天色是那么亮，那么蓝，就像蓝宝石似的，直逼你的眼睛。云共有三朵，一朵接一朵，形状就像专门为天上的神仙做的巨大的坐垫。然后我看到了一只鸟，一只大鸟，它的翅膀像彩虹一般闪闪发光。我看到了森林覆盖的青山，树木的手臂挥舞着，拂动着大地。大地上鲜花盛开，各种各样的野花争相斗艳。在这后面我看到了古老的城市，安静的弯曲的街道，白色的墙壁，从远处望去更加明亮整洁。

    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一切，我并不快乐，反而觉得痛苦，因为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美景，现在已经晚了。

    在去武昌的路上，我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破坏。几乎每一个村子，看上去都只剩下一排排的泥巴垒起来的平房，要么是中间塌掉了，要么是屋顶被掀掉了，要么是一边的墙壁倒掉了。有些房子已经算是修过了，这儿那儿的墙洞，用破桌子或床上的草褥或破汽车门挡住了。一次我望见一个绿色的山谷，高高的茅草丛中散落着几处黑洞洞的屋子。远远望去就像几个被人随便扔掉的破煤球。我一直认不出这是一个村子，直到我们差不多要走过这地方的时候，才辨认出那些黑洞洞的东西原来是小屋，好多年前就被烧掉了，没有一个幸存者留下来修复它们。

    但是我见得最多的是那些可怜的饥饿的面孔，一路上那么多面孔，年轻的，年老的，全都是同样的憔悴和痛苦。他们在瓦砾堆中扒拉着，把废品扔进薄薄的口袋中。他们一听到我们的汽车声，就扔下袋子，双手合成讨饭碗的样子，哀求着，"小姐，瞧我们可怜的样子，行行好吧！"他们的哭泣的嗓音，随着我们汽车的远去而渐渐消失。一看到他们我的胃就痛。

    我们这些坐在车子里的人也有自己的担忧。我们早就听说许多穷人已经成了土匪，成群结队地流窜在中国的大地上，山区特别多。我们坐船过洞庭湖时，有人警告我们，土匪已经扣住了许多船只，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割断我们的脖子。国民党说这些事是共产党干的。而杜阿姨偷偷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她的女儿写信给她，现在有人把中国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怪到共产党身上。所以你瞧，战争结束了，可斗争并没有停止。

    就在我们安全到达武昌的时候——我们只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过了一夜——我和胡兰都以为这辈子我们无法再相见了。她和杜阿姨还要往北走到哈尔滨去，家国也被派到那儿去。文福、淡若和我要乘火车向东到南京去，然后再从那儿坐船到上海。

    不错，八年来我和胡兰有过多次争吵。但现在真的要分手，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在旅馆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直到眼皮撑不住为止。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在一起吃了早饭，我们吃得很慢，吃的是平常的简单的早饭，就是我已经跟你讲过的，同样的小米粥和小红豆。吃完后，我们互相交换了地址。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和崇明岛上的叔叔的地址。她把家国写给她的哈尔滨的地址依样画葫芦地写给我。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从箱子里找些互相送别的礼物。

    胡兰送我两副钩针，一副大的，一副小的。我把我最好的一件毛衣送了她，那是我自己精心编织的。然后我们两人都笑了，我们都猜中了对方的心思，一个需要织的工具，另一个需要织好的成品。家国送文福一枝自来水笔，文福送他一瓶美国威士忌。

    这时我见杜阿姨在和淡着玩。她对我的儿子就像一个奶奶似的。我又回房间去翻箱子，想送她一样特别的东西。我想起来了，她很喜欢我有时让谈若玩的蓝色的香水瓶。我又一次把香水瓶举起来对着阳光，然后就出去送给了她。杜阿姨大声推辞，连声说，"我要这玩艺儿干吗？"我把瓶子硬塞在她手中，她哭起来了，告诉我她拿这东西是多么不好意思。"我没东西回送你呀。"她说。

    于是我告诉她，"我给你的也不算什么，只是好看罢了，这样你就能记得一个傻女人和她的儿子。"

    分手前，胡兰和我握了手。我很想为我们这些年来的争吵说声道歉。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于是我说，"我想确确实实是一百颗红豆。"她马上就明白，我指的是我们离开昆明前的最后一次争吵。

    胡兰摇摇头，又哭又笑，"不，或许是你对，只有五十颗，没有更多了。"

    "一百。"我坚持说。

    "五十，或许还要少。"她坚决地说。然后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句，"当时我们家很穷。我只得每天早上把数量不多的豆子，一五一十地数成两堆，一堆给我meimei，一堆给自己。所以你瞧，我只是希望有一百颗豆子。"

    我们到了上海码头后，没有马上去看文福的父母。本来这是惯例。但因为日本人一占领上海，他的父母就搬到内地去了，这样我们就得再坐一天火车才能到达他父母亲那儿。所以文福就坚持说我们应该先到我父亲家去。我知道他也在梦想我们可以住在那幢高级住宅里。他还有个打算，在上海比在小岛上更能做好生意。什么样的生意，他没说，我也没问。

    "你父亲当然会要你和他住在一起，你是他的女儿嘛。"他说着，把他的空军制服套上去，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兴看到他，一个胜利归来的战斗英雄。

    我没和他争论。我也想先看到我父亲。我不想得到他的帮助，我只希望我父亲见到我会很高兴。

    我们从码头上租了辆小车，直接开回去。一路上，文福独自哼着一支快乐的小调。淡若忙着看窗外的风景，他的头不停地朝各个方向转来转去，想抓住这奇怪的大城市的景象。

    "mama，瞧！"他喊道，我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