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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秦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秦老板说过了，结果他们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资本主义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甚至有铁路，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他们叫写字楼)，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们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陈秉章戴副眼镜，看就是知识分子，一问，果然是电视大学毕业，在公司搞化验。陈秉章比我大两岁，学历虽不高，但阅历并不浅。他问我是那里人，我告诉他是马鞍山的，他马上就说他知道马鞍山，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背完这段语录，我对他一下子亲近许多。

    陈秉章告诉我他是广州人，因为他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与秦老板认识，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谋得这个差使。

    “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秦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文革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他的电镀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定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秦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cao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地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秦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说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啊，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千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并且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说：“先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给我们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唠，”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模一样拿两三万一月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其实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秦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地找石大哥报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