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 (第17/20页)

桶、只能蹲在马桶上办事，或每晚都被老婆强迫zuoai等等。这话搁到谁头上，谁都会恼火。

    还应该承认，与龙应台商榷（也包括那些不一定是商榷、只不过是发发议论）的文章，也都有他们各自的道理。有些话说得十分在理，比如说男人下厨的根本原因，在于女子普遍就业且男女同工同酬，而且还同是“低酬”故既需同工于社会，又需同工于厨下“否则，一顿晚饭吃到什么时候去？”（冯世则《说“横扫”》）有些话说得颇为俏皮，比如说古人是“女为悦己者容”如今则是“男为悦己者厨”（M.P《瑞典来信》）。有些话有点道理也有点俏皮：“不是每个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经历，深夜被赶出家门的男人也许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情人的单身公寓，而家里河东狮吼的女人正百感交集自叹命苦，却死惦着灰溜溜走出家门的男人。”（张亚哲《乱谈“上海男人”》）有些话可能是事实也可能不是，比如“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也说“上海男人”》）或者“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不为传统观念而硬撑，不为讨好女人而强扭”“以一颗平常心处世居家过日子，所以多数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点也没觉察到自己已变成世界稀有品种，奇货可居。”（沈善增《捧不起的“上海男人”》）还有的则已不仅仅是替上海男人说话了，比如说大陆女人之难：“在摇晃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她得抱得动孩子；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得扛得动煤气罐。她温柔不得，粗糙一点才做得了大陆女人。”大陆男人也难：“本来分房子该排到他了，可又不知给谁的后门挤了下去。他也有气呵！女人可以因此而骂他是窝囊废，他却不可以去骂单位领导是混账东西王八蛋。”“他又如何男子汉得起来！守大门的老头同志，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小姐，托儿所的小阿姨们，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上级下级同事领导，他都小心翼翼得罪不起”“一个关系处理不好他都会倒楣。夫妻关系上他不以退为进，再跟自家人过不去还有什么意思？你让他鼓着胸肌揍女人出气以显示男子气概““事实上每日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上海男人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锤炼胸大肌。无法像衣食不愁的西方男人一样拼命运动卖弄肌rou以显示雄性魅力。上海男人知道压在他们身上以及他们妻子身上的生活担子有多重。”因此“心太软”的上海男人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心爱的女人累死累活而袖手旁观（唐英《上海男人，累啊》）。

    这样实在的话，谁读了不会为之动容？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龙应台有多少失误而其他人有多少道理，而在于这件事为什么会在上海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要知道，上海人可是被“骂惯了”的，比如说“上海人自私”、“上海人小气”等等。这些飞短流长闲言碎语全国各地满世界都是，上海人早已充耳不闻满不在乎。正如一位身居上海的北方女人所言：“报章杂志及天南地北的杂谈闲聊，时有对上海人、特别是对上海男人的评论，往往带贬意的居多；但上海人一般不大把这当回事，很少有人起而辩解、驳斥。”（杨长荣《为上海男人说句话》）比如电视连续剧《渴望》有影射上海男人自私委琐之嫌，《孽债》则被误认为是说上海男人乱撒风流种子“敢生不敢养”不负责任。两剧虽在上海引起不满，却也未见“有什么上海人跳将出来理论一番”这一回却是破了一个例。那么，为什么上海人在蒙受了那么多“不白之冤”时都无动于衷，惟独这一回龙女士只不过用调侃的语言赞美了上海男人，就让上海人大为光火、恼羞成怒莫非这次触及到的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而上海人又特别忌讳别人说他们怕老婆？

    的确，男女关系确实是一个敏感问题，怕老婆也不怎么体面。不过，怕老婆虽不体面，却也不算太丢人。中国自古就有怕老婆的事，就连皇帝和宰相也有怕老婆的（请参看拙著《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也没听说有多丢人。至少，怕老婆总不比自私、小气丢人。何况上海人也并不讳言自己怕老婆。1991年，上海电视台播出名为《海派丈夫变奏曲》的系列小品，列举围裙型、夹板型、麻烦型、保驾型、私房钱型等10种类型，并唱道：“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王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一声吼，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羹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其调侃性实不让龙女士，上海人看了听了却哈哈大笑，也没听说有人要向电视台“讨个说法”

    也许，问题就出在：怕老婆这事（也包括相关的其他事），上海人自己说得，别人就说不得，尤其龙应台说不得。因为上海男人“终究是男人，是中国的男人。尽管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或‘温柔坦荡’到‘像个弯豆芽’”（胡妍《龙应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哪个男人愿意被说成是“不像男人”没有。如果被女人这样说了，就更不行。何况尤应台又是个嫁了老外的台湾女人，同时又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名女人，养尊处优，风花雪月，要啥有啥的，自然“站着说话腰不疼”有什么资格对被生活重担压弯了腰的上海男人说三道四？结果，上海的男人和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无端地成了一盘烤得透红的龙虾”而那位乱刮旋风的龙女士，却“早已坐在瑞士美丽的家中，欣赏并记录着她儿子安安的如珠妙语，我们这里关于上海男人的喋喋不休，浑不关那个家中的痛痒”（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想想谁不生气？

    但，即便如此吧，似乎也犯不着那么光火。要知道，尤应台毕竟没有恶意呀！她也没有挖苦或者嘲讽上海男人，只不过有点“困惑”又有点“调侃”罢

    其实，事情坏就环在那“调侃”二字上。你想吧，如果真心认为“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温柔的男性”而上海男人恰恰就是，那么，你调侃什么还不是内心深处多少有些不以为然？这就让人恼怒，而恼怒的深层原因则是被戳到了痛处。事实上，上海男人的形象问题一直是上海人的一块“心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全国各地都有了一种“共识”即：“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上海男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并为此深感苦恼。上海男人也不是没做过努力，比如也有人留发蓄须，作“硬派小生”或“西部牛仔”状，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不像”因为“你无法设想一个浓须长发的壮汉cao一口绵软的吴语与小贩讨价还价”（杨东平《城市季风》）。正因为上海男人心知肚明又无可奈何，因此特别怕别人说。现在龙女士却把一般人认为“不像男人”的种种表现添油加醋地统统端了出来，还嚷嚷得满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