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泽东与周恩来 (第14/15页)

适当照顾一下”基本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年代初，总理的秘书韦明曾与江青发生矛盾，总理的态度就说明了这时期与江青无足轻重的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次总理累病了。大家想了个主意，找来一部娱乐片子请总理“审查”借以达到让总理休息的目的。

    刚开映不久，屋外电话铃响起来，韦明年轻腿快，有朝气，就跑出去接。话筒那边传来江青的声音：“我是江青，请总理听电话。”

    韦明怔了一下。总理都累病了，好不容易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

    “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韦明婉言说：“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是毛泽东的秘书，韦明是周恩来的秘书，秘书对秘书讲话，这样讲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江青同时又是毛泽东的夫人，韦明很客气的话在她耳朵里就变得不够客气了，于是声音里也带了点火气：“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韦明和那个时代的多数青年一样，热情、锐气、冲动，不大在乎什么职务身分，随口便顶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你不要管！”江青有些冒火了。

    韦明一声不吭，昧啦，挂了电话。刚要进屋去看电影，铃声又响起来。他皱皱眉，也怕误正事，返身重新拿起电话筒。

    “你怎么把电话挂了？”江青大声责问。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毕竟怕误了正事，接着又放缓声音解释：“主席每次打电话，都要问问总理身体怎么样，干什么呢，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易被我们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一下…好了，不说了。你等着。”

    韦明真怕是主席有事，就进屋报告了总理，总理马上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足足打了快一小时，江青就像现在某些喜欢电话聊天的社会女青年似地，罗哩罗嗦讲个没完。

    也就是碰到了总理这样的好性子，能耐心听她罗嗦，要是换了邓小平，不过一分钟肯定就把电话挂断。

    事后我问总理：“她这个人烦不烦呀？”

    总理无所谓地微微一笑：“她看了个剧本，跟我谈读后感呢。”

    过了没多久，有次李富春来西花厅开会，江青又来了电话，恰好又是韦明接了电话。

    江青要问一声李富春，敲定与那位电影剧本的作者谈话的时间、地点。韦明问过李富春，给江青回了电话：“明天下午，就在富春同志的办公室里谈。”

    “你记录一下参加谈话的人员名单，回头再向富春同志报一下…”江青一口气点了20多个人。韦明就好心好意提醒一声：“哎呀，20多个人了，富春同志的办公室坐不下吧？”

    江青和许多心眼小的女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常听不出好坏意思、她硬梆梆又甩过来一句：“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富春同志的意思？”

    韦明不高兴了，冷冷一声：“我的意思。”

    “那你不要管！”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韦明真火了，确实少见这种好坏不分的人“我是不该管，这个电话我都不该接！我不是你的秘书，也不是李富春同志的秘书，有事你就直接找李富春同志吧！”说完，不等江青有所反应，韦明便挂断了电话。

    江青气坏了，给总理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告状信，给韦明戴了不少“帽子”其中还有条“媚上压下”总理看过这封信，也没当什么事，还叫韦明自己看了那封信。韦明边看边发牢sao：“说我媚上压下，江青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

    总理只轻描淡写说一句：“压她也不对么，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那时的政治空气和同志关系还是比较健康的。两天后，韦明在周末舞会上碰到江青，江青也没有再使性子，反而热情地邀请：“韦明，咱俩跳一场吧！”

    周恩来终于把江青当个人物来对待，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把江青当个人物来使用了。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与张春桥等人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之后。

    记得1966年底，毛泽东召集的一次碰头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马坐在毛泽东左侧，周恩来、陶铸、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坐在毛泽东右侧。毛泽东在谈到运动形势时，先举左手朝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马轻轻一挥：“对于那些老干部，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不烧不行，要继续煽风点火。”他接着又举右手朝周恩来、陶铸等人轻轻一挥：“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控制火候，还是要救人于水火之中啊…”这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烧烧他们“把泥菩萨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但是，江青一伙只想借机把这一大批老干部“烧成灰”总理千方百计想“救人于水火之中”于是，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就是无法避免并且愈演愈烈了。

    韦明两次顶撞江青的事如果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结果将会怎样呢？

    年3月中旬，总理根据主席的想法，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会议定于下午4时在大会堂接见厅召开。负责会议现场警卫任务的是中央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成元功同志。

    会前半小时，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成元功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让成元功给准备饭，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先吃饭，后参加会议。成元功忙找到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请他尽快按要求备好饭，放在旁边的小山东厅里。这时，党中央、国务院、军委及中央文革有关负责人都到了，就等着江青。

    当时，中办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也在场，成元功及时向他作了汇报。汪东兴就带了成元功站到会议厅门外迎接江青。

    江青晚到了一刻钟。汪东兴先给她敬个礼，然后成元功上前报告：“江青同志，开会在接见厅，您的饭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江青斜了一眼成元功，傲慢地哼一声，昂着头进了开会的接见厅。

    那时，江青挂在嘴头的一句话是“我代表主席”被加以颂扬的是“旗手”全体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们都起立了，表示尊敬。

    江青最终的垮台，全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即便毛泽东那样的威望和贡献，也无法挽救她免于受惩罚。她实在是无可理喻无法救药，面对这些最高层的领导人，她连起码的礼貌和彼此相应的尊敬都没有，昂着头，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到周恩来面前，冷冷质问一声：“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了？”

    总理怔了一下，这是从何谈起啊？他马上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