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2/3页)

，他们愿意帮助我们。

    潘老师给我们每个人——老师，帮工和四个年纪较大的学生——分配了一座使徒像，教我们分其中的救急款。打从格鲁托芙小姐离开的那天起，潘老师就教我们练习，记住哪座塑像是哪位使徒，塑像里哪个部位木头挖空了藏着钱。我以为每个人只要记住自己负责的使徒像就可以了，可是于修女说：“我们应该大声叫使徒的名字，呼唤他们来保护我们的财产。”我们不得不反复诵读这些名字，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彼得，马太，约翰，雅各一，雅各二，安德烈，腓力，多马，西门，达太，巴多罗买。叛徒犹大没有塑像。

    格鲁托芙小姐离开我们以后，大概过了三个月，潘老师决定我们也该走了。日本人知道山里藏着共产党，很生气，想通过屠杀附近村里的人把共产党引出来。于修女告诉我和高灵，说日本兵对许多纯洁少女犯下了无法言喻的罪行，有些孩子才只有十一二岁。各地都有这种事发生，天津，通州，还有南京。“有些女孩他们没当场杀死，后来她们自己都不想活了，要自杀，”她又说。我们想像得出那种种惨状，即便于修女没有明说，我们也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算上四个年纪比较大的学生，我们一共有十二个顶事的人。我们用无线电通知格鲁托芙小姐在北京的朋友，他们说京城沦陷，但局势还算是稳定，让我们等他们的消息。因为火车并不是每天都开，若是我们在路上被困，分散在不同地方成好几天得等着怕是不妥。潘老师给我们排了顺序：第一组由王嬷嬷带队，她们可以告诉大家路上情况如何，再后面是四个大点的学生带领孩子们走，再接着是厨子老婆，王老师，厨子，高灵，我，于修女，最后是潘老师。

    “为什么你留最后？”我问他。

    “因为我会用无线电。”

    “你也可以教我用无线电。”

    “还有我，”于修女和高灵也说。

    我们争执不休，都抢着要留到最后。为了把危险留给自己，我们都很不客气地互相批评。潘老师眼睛不好，一个人留下不行。于修女耳朵不好。高灵脚不好，还怕鬼，一慌就乱了阵脚。虽说我也有种种缺点，可最后却决定让我留到最后，好让我尽量长时间地陪在开京墓旁。

    如今我总算可以坦白，最后那几天我真的是吓坏了。我负责四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八岁，一个九岁，一个十二。虽说自杀的念头令我感到片刻的安慰，但坐以待毙却令我神经紧张。每当一群孩子离开，育婴堂里都越发显得又大又空，人的脚步声也越来越响。我生怕日本兵会来，发现了无线电，把我当成间谍，严刑逼供。我给孩子们脸上抹上灰，教她们，万一日本人来了，要把头脸抓破，假装有虱子咬。每个小时我都要向耶稣和如来佛乞求一遍，别管哪路神仙，保佑我们就好。我给宝姨的照片上香，去开京的墓，跟他坦白诉说我心中的恐惧。“我的骨气哪去了？”我问他。“你说我性格坚强。我的坚强都哪去了？”

    最后剩下我们几个，单独呆了四天以后，听到无线电里传来的消息说：“快来，火车开了。”我赶紧去告诉几个孩子。这时我总算见到奇迹出现了，只不知这是西方上帝保佑呢，还是中国神仙帮忙。我惟有谢天谢地，幸好几个孩子都肿着眼睛，眼角还流绿脓。她们眼睛只是有点轻微感染，但看上去十分吓人，谁也不会想去碰她们。我很快想出主意来打扮自己。我把早上我们喝剩的粥倒了一些出来，把稀的米汤倒出来往脸上，脖子上，手上抹了个遍。米汤干了以后，我就变成了个粗手粗脚，相貌难看的老村妇。我又把剩下的米汤倒到个暖瓶里，里面又倒上些鸡血。我命孩子们把鸡窝里剩下的鸡蛋全拿来，连臭蛋也要，都放进篮子里。就这样，我们打扮整齐，走下山坡，去火车站。

    我们出门才走了百来步，就见到一个兵。我放慢了脚步，就着暖瓶喝了一口。那个兵站住不动，等我们走近了才拦住我们。

    “你们去哪里？”他问。我们五个人都抬起头，我看得出他脸上流露出恶心的神情。孩子们抬手抓头。我未曾开口，先朝手绢上咳嗽一阵，随后把手绢折一折，特意让他看见上面沾着血痕的痰渍。“我们到集上去卖鸡蛋，”我说。我们举起篮子给他看。“您要不要来几个？”他马上挥手叫我们过去。

    走出一段距离之后，我又喝了一口米粥鸡血汤，含在嘴里。我们又被拦下来两次，我两次都大咳特咳，吐出肺结核病人特有的血痰。身旁的小孩子瞪着满是绿脓的眼睛抬头看着。

    就这样，我们到了北京。我从车窗里看到高灵在站台接我们。她斜眼看我下车，好容易才认出我。一走上来，她嘴巴张得老大，惊问：“你是怎么了？”我最后又往手绢上咳嗽一口，吐口血。“哎呀！”她大叫着退后一步。我立刻开怀大笑，笑得都停不下来了。我乐疯了，终于可以松口气，总算安全了。

    高灵跟我抱怨：“这些天来我都担心死了，你就知道开玩笑。”

    我们把孩子们安置在从前学生的家里。接下来的几年里，有的结了婚，有的去世了，有的把我们当作义父义母来拜访。我和高灵住在瓷器口老墨店的后房。还请潘老师和于修女来跟我们同住。至于说高灵的丈夫，我们都但求那家伙早已送了命。

    如今墨店是张家的了，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怒火中烧。宝姨死了这么多年以来，我很少想到这位棺材铺张老板。现在他整天支派我们多卖快卖，吆东喝西。就是这个人杀害了我的父亲和外公，给宝姨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毁了她的一生。可是我转念又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离敌人越近，就越有机会。我决定在墨店里安顿下来，一来这样比较方便，二来我也可以寻找报仇的机会。

    1945年战争结束后，格鲁托芙小姐终于从战俘营放出来了，可是病得不轻。我们四个赶紧跑去看她。她住在一个叫赖利夫人的朋友家里。我们一进门，就看到格鲁托芙小姐瘦得几乎不成人形。从前我们总是开玩笑说西洋女人喝牛奶，所以xx子特别大。可现在格鲁托芙小姐瘦得厉害，脸色也差。她坚持要站起来欢迎我们，我们坚持让她坐着，不必跟老朋友客气。细看她脸上胳膊上rou皮都松了。从前红色的头发现在变成灰白，也稀了。“你怎么样？”我们问她。

    “还好，”她面带微笑，兴致不错。“你们都看到了，我还活着。日本人饿不死我。可蚊子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生了疟疾。”

    学校里有两个小孩子生疟疾死了。可我没告诉格鲁托芙小姐。我们有的是时间，坏消息留到以后再说不迟。

    “你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