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狗的职务 (第9/9页)

本地区尽可能远的地方去服役（阿塞拜疆人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人去高加索）？因为军队必须和当地居民疏远，最好连种族也各不相同（正如一九六二年在诺沃切尔卡斯克考验过的那样）。在选配押解部队人员的时候也并非无意地使鞑靼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占了较大的百分比：他们的比较不开化，他们的比较闭塞，对于国家是宝贵财富，是国家的堡垒。

    但是这种部队的真正科学的组织和训练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才和特种营的建立同时开始的。从这时起，这支部队只吸收十九岁的男孩子，并且立即使他们受到大剂量的思想意识辐射。（关于这种押解队我们以后还要单独谈。）

    在这以前，在古拉格里好像不大顾得上这些事。实际原因是，我国人民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但还没有全体都发展和提高到当之无愧的劳改营警卫队员的坚强而残忍的水平！警卫队的成份有时候很杂，有时候不再能成为原来设计的那堵恐怖之墙。在苏德战争年代它特别严重地软化了：训练得最好的（“良好的凶猛状态”）年轻士兵不得不交给前线。一些有气无力的后备役人员慢慢腾腾地走进了警卫队，这些人按健康条件不适于参加作战部队，按凶猛状态则完全不符合古拉格的要求（不是在适当的年代教育出来的）。在劳改营的最无情的、饥饿的、战争的年代，是警卫队的这种松懈现象（只是就发生了这种现象的地方而言，并不是到处都有的）在一定程度上稍许减轻了犯人们的生活重担。

    尼娜-萨姆舍尔回忆她的父亲。他就是一九四二年在他渐近老境的时候被征召入伍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劳改营里去当警卫的。家属也搬到他那里去了。“在家里父亲很难过地谈到劳改营里的生活，也谈到那里的好人。当父亲一个人看押一个作业班从事农业劳动的时候（这还是在战时——整个作业班由一个兵看押！这难道不是放松吗？），我时常到他那里去，他准许我和犯人们谈话。犯人们对父亲很尊敬：他从来不对他们说粗暴的话。他们请求，比方说，进商店，父亲就放他们去。而他们也从来不在他手底下逃跑。他们对我说：‘要是所有的押解员都像你爸爸这样就好了。’父亲知道许多坐牢的人都是无辜的。他很愤慨，但只是在家里说。在排里不能这么说，说这话是要被关进去的。”战争结束后他立即复员了。

    但也决不能把萨姆舍尔当做战时警卫队的标本。他以后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到了一九四七年，他本人就依照第五十八条被捕入狱了！一九五O年在濒死的状态中获准因病释放，五个月之后死在家里。

    战后这种松散的警卫还持续了一两年。不知怎么兴起来的，许多警卫队员谈到自己的服役，也都用起“刑期”这个字眼来了：“等到我服满了‘刑期’的时候。”他们懂得自己的职务的可耻，自己干的工作，在家里是说不出口的。在上面说过的那个奥尔客，一个警卫士兵故意从文教科里偷了一件东西被开除、判刑，但马上就遇赦出去了。士兵们都羡慕他：真想到办法了！好样的！

    H-斯托里亚罗娃回忆起一个警卫队士兵。在她一开始逃跑时，这个士兵就截住了她——并且替她隐瞒了逃跑的企图，她没有受到惩罚。还有一个是由于对被递解走的女犯的爱情而自杀的。在妇女劳改点里实行真正的严厉措施以前，女犯和押解队士兵之间时常发生友善的、良好的，有时甚至是爱情的关系。连我们这样的伟大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在一切地方压碎善良与爱情！…

    战后年代的年轻新兵也没有马上变得合乎古拉格的要求。当弗拉季连-扎多尔内（以后还要讲到他）在内罗勃拉格的警卫队里造起反来的时候，他的同龄的同事们以很同情的态度对待他的反抗。

    自我警卫构成劳改营警卫史中的一个特殊篇章。早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就曾宣布过，自我看守是苏维埃犯人们的义务。在索洛维茨，这一条贯彻得大有成效，在白波运河及伏尔加运河土地上也广为采用。任何一个不愿意推手车的社会亲近分子都可以扛起一支步枪来对付自己的同伴。

    我们不断定说这是专门为了使人民道德腐化的魔鬼的计划。正如我们半个世纪的现代史中历来的情形：崇高的光辉理论和爬行的低贱道德好像很自然交织在一起，很容易互相转化。但是从老犯人的讲述里我们知道“自我警卫”队员对自己的兄弟们是残忍的，他们力图巴结上司，保住警犬的职位，有时候用开枪打死来报私仇。

    不，请你告诉我，——有什么坏事教不会人民、人们、人类去做？…

    而且这在法律文献中已经指出来了：“在许多情况下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们比正式的看守员能够更好地执行警卫营地和维持秩序的任务。”

    这段引文是摘自三十年代的，而扎多尔内也证实了四十年代末的情形：自我警卫队员对自己的同伴们十分凶狠，抓住一个形式上的理由就开枪把人打死。同时，在帕尔马，内罗勃拉格的一个惩戒派遣点，被关押的全是“五十八条”自警队也是由“五十八条们”组成的！政治犯竟…

    弗拉季连讲了这样一个自警队员——库兹马，从前是司机，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一九四九年他因触犯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怎样生活？没有找寻到别的路。一九五二年弗拉季连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当了自我警卫队员。这种处境使他痛苦，他说他背不动步枪这个重担；去执勤的时候经常不装子弹。常常在夜里哭，骂自己是卖身投靠的小人，甚至想自杀。他的额头很高，面孔有些神经质。他爱好诗歌，常和弗拉季连到泰加森林里去读诗，过后又去扛步枪…

    他还知道一个像亚历山大-卢宁这样的自我警卫队员，是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斑白的头发像花冠似地罩着额头，令人产生好感的善良的笑容。战争时期他是一名步兵中尉，后来当了集体农庄主席。他因为没有按区委的要求上交粮食，而是擅自分给了社员，被判了十年徒刑（按生活性条文）。这说明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把邻人看得重于自己！可是在内罗勃拉格却变成了自我警卫队员，甚至在普罗麦茹托奇纳亚劳改点点长手下挣到了减刑。

    人的限度啊！不论你怎样对它感到惊奇，你永远不能真正把它摸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