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社会亲近分子 (第5/6页)

经被盗贼界的法律扼杀了，压下去了，因为依照这种法律，我们这些他们之外的人都不是人。上面我们已经讲到过恶行的阈限。显然，浸透了盗贼法律精神的盗窃犯们不可逆转地越过了某种道德上的阈限。还会有人反对：可是你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偷鸡摸狗的小毛贼，真正的大盗，盗贼界的头头们，都已在一九三七年被枪毙掉了。确实，我没有看见过二十年代的盗贼。但是，我缺乏想象力去设想他们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物。

    但是已经够了！我们也要为盗贼们说句辩护话。他们是有“独特的法典”和独特的荣誉观的。但问题不在于他们是我国行政人员和文学家们想要的那种爱国者，而在于他们是完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强盗。尽管无产阶级专政对他们百般照顾——他们一秒钟也不尊重这种专政。

    这个部族降临到尘世来是为了生活！既然他们蹲监牢的时间几乎同呆在外面的时间差不多，那么他们在监狱中也想要摘取生活的花朵，而这种监狱是为了什么目的设立的，以及与他们一起相处的其他人怎样受苦，对他们都毫不相干。他们是桀骜不驯的，并且享受着这种桀骜不驯的果实-一所以他们干吗要去关心那些俯首贴耳当一名奴隶而死去的人呢？他们要吃——他们就把看到的一切可吃和好吃的东西夺来。他们想喝——一他们就把从邻居那里夺来的东西卖给押解队员去换伏特加酒。他们想睡得柔软——尽管他们样子威武，他们认为随身带着枕头、棉被或绒毛褥子是完全光荣的（何况那里还是藏刀子的好地方）。他们喜爱天赐的太阳光，如果不能上黑海疗养地去，那就躺在建筑工地的屋顶上、采石场上、矿井的进口处（让傻小子们到地下去吧）。他们肌rou发达，可以聚成rou疙瘩。他们在自己的古铜色皮肤上刺满花纹，就这样来使他们的艺术上的、色情上的甚至道德上的需要得到经常的满足：他们彼此观赏着刺在胸部、腹部、背部的停在岩石上的或翱翔于天空的雄鹰；光芒四射的金盘（太阳）；拥抱在一起的男女；以及他们享乐的个别器官；突然在心旁看到了——列宁或斯大林，或者甚至两人一起（但其价值与挂在盗贼脖子上的十字架相等）。有时，一个把煤块扔进屁股眼里去的司炉或者正在玩手yin的猴子的图象会引起他们大笑。他们彼此可以读到虽然是早已熟悉但重见时仍然可亲的字句：“我X全体贱货的嘴！”（听起来好像“我是阿萨尔哈东国王！”那么庄严）或者是刺在女贼腹部的：“愿为热烈的…而死！”甚至还可在一只已经在人家助下桶过几十刀的手上读到一句小小的箴言：“记住母亲的话！”或：“我记得爱抚，我记得母亲。”（盗窃犯们崇拜母亲，但只是形式上的，并不履行她的告诫。叶赛宁的《母亲的信》在他们当中很流行，后来还有叶赛宁所有比较简单的诗。他的某些诗，如今《…信》、《黄昏紧蹙了黑眉》，他们会唱。）——为了强化他们飞速流逝的生命中的感受，他们喜欢吸食麻醉剂。最容易得到的是印度大麻，它就是普兰特草，卷着抽。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歌唱：

    啊，普兰特草，普兰特草，你是神药仙草，

    你使全体施尔马赤快乐逍遥。

    不惜，他们在大地上不承认私有制，这点确实和资产阶级以及那些拥有别墅和小汽车的共产党人格格不入。他们在生活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他们都当作自己的东西去取来（如果这不太危险）。甚至当他们丰衣足食的时候，他们也总是想去拿别人的东西，因为一个小偷看到一件没有偷到手的东西心里就难受。抢来的衣服，他们只穿个新，一穿厌了，很快就玩牌输掉。通宵不断地玩牌赌博，带给他们最强烈的感官刺激，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了以往时代的俄国贵族。他们可以赌眼睛（输了的当即就被挖掉眼睛），拿自己当赌注，就是说输掉时把自己交出去供违反自然的使用。他们一赌输，就在驳船上或工棚里宣布搜查，再在“福来儿”身上找出点什么东西，继续进行赌博。

    其次，盗贼们不爱劳动，但是，如果吃、喝、穿都不劳而获，他们为什么要爱劳动呢？当然，这妨碍他们同工人阶级接近（然而工人阶级当真那么爱劳动吗？他们难道不是因为没有其他挣钱的途径而为了几个苦钱去拼死拼活吗？）。他们不仅不能“忘我劳动”而且厌恶劳动，并善于把这点戏剧性地表现出来。举例说，他们有一次落入了农业派出点，不得不到营区以外去耙和燕麦套种的箭笞豌豆作饲草，他们不光是坐着休息，而且把所有的耙子、大叉集成一堆，点着烧起来，并在这堆篝火旁取暖（社会异己成份的领班！——快来做决定吧…）。

    曾经试图让他们去为祖国作战，但徒劳无功，因为他们的祖国是整个大地。动员入伍的盗贼们坐在军用列车上，摇晃着身子唱起歌来：“我们的事业是右的！”我们的事业是左的！——为什么大家要逃跑？——哎哟哟为什么？”然后就是偷东西、被抓、沿着熟悉的递解路线押回后方的监狱。甚至当幸存下来的托洛茨基分子都从劳改营申请到前线去的时候，盗窃犯们也没有提出申请。但当作战军开始向欧洲推进，散发出战利品的气息来的时候，——他们也穿上了军装，随着大军前去抢劫（他们把这德称为“第五乌克兰方面军”）。

    但是，就是在这方面他们也要比五十八条犯人有原则得多！——无论哪个翻卷着靴筒、用半边脸做着怪相恭敬地说出“贼”这个神圣字眼的“叶尼卡-若戈理”或“瓦西卡-基什肯尼亚”——从来也不会去为加强监狱而出力的：埋杆子，架铁丝网，挖营区隔离沟，修缮岗室，修理区内照明。这是盗窃犯的荣誉。监狱是造出来剥夺他的自由的，所以他就不能去为监狱工作！（然而，他并不会因这种拒绝而有得到五十八条的危险，可是，可怜的人民敌人要是这样做就会马上被戴上反革命怠工的帽子。由于不受惩罚，盗窃犯们也就敢作敢为，而谁一旦被熊咬过，那就见了树墩也会害怕。）

    不过有的地方，有的时候，首长生了气，贼骨头们也有倒霉的。下面就是美籍意大利人托马斯-斯戈维奥讲的一件事情。（斯戈维奥一九一六年生在布法罗，赶上了参加美国的共青团。一九三三年他的父亲因共产主义活动被美国驱逐出境，全家来到苏联。在这里作为政治流亡者由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供养，他们这样的人在苏联有好几千，等着在夺取他们的国家时能派上用场。但是从一九三七年起斯大林开始彻底打扫他们。父亲被关起来，一九三八年在猎市大街把托马斯也抓进去了——戴上了个“社危”（社会危险分子）帽子，五年——行动迅速，同年八月就已经来到了科雷马。）在“侦察员”独劳点呆过一阵，身体不行了，俄语说不好，也听不大懂，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