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四十五 (第12/16页)

衍王寇伊吾，败伊吾司马毛恺，攻伊吾屯城。诏敦煌太守马达将兵救之；至蒲类海，呼衍王引去。

    [7]北匈奴呼衍王攻打伊吾，击败伊吾司马毛恺，又乘胜进攻伊吾屯城。桓帝下诏，命敦煌太守马达率军援救，当援军到达蒲类海时，呼衍王率兵退走。

    [8]秋，七月，武陵蛮反。

    [8]秋季，七月，武陵郡蛮人起兵反叛。

    [9]冬，十月，司空胡广致仕。

    [9]冬季，十月，司空胡广辞官退休。

    [10]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举崔，诣公车，称病，不对策；退而论世事，名曰《政论》。其辞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衰而不改，习乱安危，不自睹。或荒耽耆欲，不恤万机；或耳蔽诲，厌伪忽真；或犹豫岐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

    [10]十一月辛巳（二十八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桓帝下诏，命朝廷的文武百官推荐志节高尚，不随俗浮沉的“独行”人才。涿郡太守推荐崔。崔到达京都洛阳皇宫负责接待的公车衙门时，声称有病，没有参加回答皇帝策问的考试。回乡后，撰写了一篇评论当代政事的文章，篇名叫作《政论》。文章说：“凡天下所以不能治理，通常是由于人主继承太平盛世为时太久。风俗已经逐渐敝败，却仍不觉悟；政令已经逐渐衰败，却不知道改弦更张。以乱为治，以危为安，熟视无睹。有的沉溺于酒色，荒yin纵欲，不忧虑国事；有的听不进任何规劝，爱听假话而听不进真话；有的不能分辨人的忠和jianian，事情的是和非，在歧路上犹豫不决，不知所从；于是，亲信的辅佐大臣，害怕得罪jianian邪，闭口不言，只求保全自己的高官厚禄；而疏远的臣下，虽然敢说真话，但因为地位卑微，意见不能受到重视和采用。因此，朝廷的法度在上面遭到破坏，才智之士在下面感到无可奈何，真是可悲！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在于补决坏，枝拄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 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听，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贤智之论所以常愤郁而不伸者也。

    “自从汉王朝建立迄今，已经三百五十余年，政令已经严重荒废，上下松懈怠惰，百姓怨声载道，都盼望重新得到中兴，挽救目前的危局。而且，拯救时世办法，在于把裂缝补好，把倾斜支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目的只是要使整个天下达到安宁的境地而已。所以，圣人掌权，就会根据当时面临的形势，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措施。虽然采取的步骤会有差异，设置的制度和措施也各不相同，但都不会强迫人们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也不会不做当前急需的事，而只是追求遥远空洞的思想。孔子回答叶公说，为政在于使远处的人都来归服；他回答鲁哀公说，为政在于选用贤才；他回答齐景公说，为政在于节约财富。并不是孔子对为政本身有不同的见解，而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不同的要务。庸俗的人，只知拘泥于古书上的文字，不懂得根据不同的情势，制订不同的制度和措施的道理。只看重从书中听来的古人古事，而忽略眼前的现实，怎么可以和这种人讨论国家的大事呢！所以，臣属上书奏事，虽然主上愿意聆听，但每每遭到牵制和破坏。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些顽劣的人士不懂审时度势，只知安于所见到过的事情，即使是事情已经成功，也不知快乐，何况在cao心事情的开端时，就让他同意？只是马马虎虎地说，大致遵循原来的法令规章而已；有的人，虽然见识通达，但居名自负，忌妒贤能，因为计策不是出于自己而感到羞耻，于是舞文弄墨，去诋毁别人提出的计策。即便是最好的计策，因为寡不敌众，也终于遭到摈弃，纵使后稷、子契重生，也束手无策。这就是持贤能智慧的言论的人，所以常常悲愤压抑而不能得到伸展的原因。

    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jianian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rou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rou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勒以救之，岂暇鸣和銮，调节奏哉！昔文帝虽除rou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瑗之子也。山阳仲长统尝见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凡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不是具有最好的品德，则采用严厉的手段，就能够治理；采用宽纵的手段，国家就混乱。何以知道会是这样？近代孝宣皇帝，明白统治人民的道理，知道为政的真谛，所以，采用严刑峻法，使为非作歹的人心胆俱裂，海内清平，天下安静，总结他的政绩，高于文帝。等到元帝即位，在许多方面放宽了政令，终使朝政衰败，皇帝的威势和权力开始下降，汉王朝的大祸，在他手中奠下基础。为政之道的得失，从这里可以明鉴。过去，孔子作《春秋》，褒奖齐桓公，夸奖晋文公，赞叹管仲。那么，孔子难道不赞美周文王、周武王的为政之道？实在是为了通达权变、拯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