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4/4页)

顺利，都是吃掉的。吃，是最安全又最受惠的方法。以后，他基本都是以这方式处理钱的问题的。当他偷到第五个钱包的时候，被人抓住了。他眉清目秀，温文尔雅的样子使人吃了一惊，以至没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打他。人们将他送进了派出所。

    派出所的民警问他是什么学校的学生，多少年级，家住哪里，父母工作单位和姓名。他一一作了回答，不敢有半句谎话，他几乎吓破了胆，浑身哆嗦得像一片风中的树叶，脸色发青，然后又浮起红晕。民警便认定他是个初犯，不再与他多话，将他关进一个小间。这派出所坐落在一条新式里弄房子里，他所关进的小间正临了后弄。初夏的日子，窗户开着，有小孩趴着窗上的铁栅栏往里看“小偷，小偷”地叫他。他蜷缩在角落里，心里恍恍惚惚的，发起了高烧。他不晓得时间是怎样过去的，天黑的时候，老师和父亲来了，将他从派出所领了出去。大约是晚饭的时间，小孩子们回家了，弄堂里静悄悄的，开满花朵的夹竹桃在风中沙沙地响，灯光柔和地映着家家户户的花布窗。他一边走着老师，另一边走着父亲，在两个大人的挟持下走出了弄堂。他昏昏沈沈地想到：这是往什么地方去呢？最后他们站在了马路边一盏路灯底下，他听见老师说：其实在他小学的品德评语里，就记录有他偷窃的行为，可是老师们希望他能痛改前非，所以才不提旧事，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可是他却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叫老师说什么好呢？他还听见父亲对老师说：希望再给他一个机会，并督促他向老师作了保证。父亲哀求的口吻是那么清清楚楚地显现在他模糊的意识里，使了忽然间觉得非常可笑。后来，他得了一个警告的处分。

    阿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没有偷窃，这一次经历使他骇怕得很。他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四周都是看不见的眼睛。可是，偷窃的诱惑却是那样不可抵御，假如他遇到了一个合时合适的机会，哪一个女人漫不经心地将钱包放在最易得手的地方，他竟会痛苦得不能自已，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男人的钱包通常不会吸引他，而去偷窃一个女人的钱包就好像要去占有一个女人那样，使他心潮澎湃，欲念熊熊。这种强烈的欲望是以生理周期形式回圈出现，在那高潮的时候，他简直不敢上街，不敢乘车，避免去一切人多的地方，然而他很难敌过诱惑。而他毕竟有过人的聪敏，在他心情和平的时候，还有冷静的头脑可作出精确的判断。他重新有过几次得手而没有失足，这渐渐滋长了他的自信。那种在极短暂的时间里作出决断的激动和紧张，使他很陶醉，敌过了他所面临的危险。为了寻找或者躲避这种行窃的机会，他离群索居，独自在街上游荡。之后，直到他读完初中，考上一所中等技术专科学校为止，他已成了一名熟练的惯偷。

    在他中专二年级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了，他没有兴趣参加运动，过着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家里的百无聊赖的日子。他没有什么朋友，只有一个外号叫大炮的同学，与他有些来往。那大炮是个贪小又好吃的角色，与阿康来往并不排除从阿康处揩点油水这样的目的，他从不去考虑阿康怎么会有这些油水，但日久天长，在大炮心里便也油然生起对阿康的真诚的感恩之情。阿康所以不反对和大炮往来，仅仅因为挥霍有时需要有个同伴或者观众，同时，大炮对他的巴结也使他寂寞的心得到了安慰。有时候，他自己并不吃什么，只是坐在一边看大炮吃，大炮贪婪的吃相和诌媚的眼色使他心里暖融融的。他还知道大炮老实而忠厚，就算被他看出一点破绽，也决不会坏事，况且他是什么破绽也看不出来的。在文革第三年的时候，一次清扫流氓阿飞的十二级台风中，阿康终于被拘留了。据说，这次台风将所有在派出所里有记录的人都刮了进来。可是，在拘留所的那些寂寞难耐的日日夜夜里，阿康将事情前后翻来覆去地想了几遍，就觉得有些蹊跷。他想在他多年前的那次小小失足算不上是什么前科，决不至于被台风刮进。他觉得，有人一直在注意他并告发了他，是谁呢？如是警察，便衣，就不会等至今日，早早就落了网。他又想，能够注意到他的人，一定也是精于此道的，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由地一惊，打了个冷战。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身边有一个人轻轻地对他说：小姑娘，这碗饭好吃不好吃？他转脸一看，见是一个剃平头的男人，高鼻梁，长眉毛，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他心里一动，却不露声色，咽下口中的饭，慢慢地回答道：马马虎虎，譬如没有饭吃呢，也就凑合吃吃了。那男人笑了，又说：大家一同吃，就好吃多了。他沈吟了一会，说：我一个人吃惯了。停了一会，又说，我只吃自己嘴边的一口饭，吃不到人家的。那男人就伸过一只手，与他握了握。这时他心里便有些明白，这一个晚上，他没有睡着，在彻夜明亮的灯光里闭着眼睛，他隐约觉得，这个平头的影子从此将跟随了他，他想这是凶多吉少。他看出这是一个杀人都敢的角色。他的心彭彭跳着，说不出的害怕。有一霎那，他已经决定从此洗手不干了。这时候，他才觉着了悲哀，他想，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有意思的呢！以后的几日里，他发现虽然他不认识这里的人，可是这里的有些人却似乎对他不陌生“小姑娘”、“小姑娘”地喊他。他心里极度的紧张，表面上却很平和，常常说一些笑话，逗得大家很乐。而在夜晚，他却一个恶梦接着一个恶梦，一身又一身的冷汗湿透了衬衣，然后再焐干。他发疟疾似的一阵冷一阵热，以为自己得了重病。可是天亮以后，他又没事人一样，与人平静地说笑着。

    三个月之后，父亲将他接了出去，在家呆了不到一个月，就分配去了安徽。离开上海的时候，他的心情几乎是愉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