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 (第18/22页)

社，2005年。关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之由来，参见本书26-29页。

    门户开放政策失败的原因是慈禧一念之差。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重新听政。她听信了列强要她“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1900年6月21日，她居然下令向11国同时宣战。义和团被发动起来了，各国驻华使馆受到攻击。然后，清廷又暗中支援被围困的使馆。那时的清朝已经腐朽透顶，摇摇欲坠，一国入侵尚抵挡不住，况11个强国——当时的所有发达国家，它们的利益从来没有如此一致。这样不对称的战争堪称世界史一大奇观。

    清廷的西式外交还不熟练。1895年的《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当年，俄、德、法三国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清廷很是感激。1896年，李鸿章出访俄、欧、美。他与俄国订立密约，主要内容是两国共同对付日本。接着，他又在德国受到隆重接待，而同期到访的日本特使山县有朋却遭到冷遇。但甲午海战和环球旅行不是清朝第二个“盛世”的开始。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第二年，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而俄国紧随着强租旅顺口、大连湾，各自把胶东和辽东两个半岛纳入势力范围。于是清朝又于1897年倒向日本。到日本留学的热潮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最初只有张之洞奏请派遣的两人。后来，日本先后夺走两个半岛。清朝“一边倒”向俄国，吃了大亏。在1950年代，中国又一次向俄国“一边倒”再次吃了大亏。后来这次“倒”多了很大的意识形态成分。在此之前，宗教从来不是中国政治中的决定因素。在1900年代，中国留学生还不比一般日本人穷。到了1990年代，中国留学生在餐馆打点零工就可以“发大财”

    中国一直在远东地区独大。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人对均势没有了解，也没有兴趣。自秦统一以后，李鸿章大概是中国运用“均势”的第一人。他的策略是“以夷制夷”把中国的土地和财富当作赃物，在强国之间制造“分赃不均”的矛盾。在那个弱rou强食的时代，现在仍是弱rou强食的时代。只不过由于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人对弱rou强食的感受不如以前那么强烈了。清朝的努力往往是“rou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另外，李鸿章长期混迹官场，他的思路受到官场上找“靠山”的限制，还不完全是均势，因而更加被动。而自强之路被限制在工业，没有制度改革。不过，李鸿章很难做到更多了。他手中的牌太少，背后的掣肘太多，而且他也不干净。从1870年接替曾国藩与法国交涉天津教案开始，到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署之后两个月去世为止，李鸿章惨淡经营外交近30年（其中大约有3年被排挤在外）。这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中最复杂、最艰险的30年。李鸿章设想的均势很悲凉，很无奈，但挽救中国的还是均势。马丁？怀特说：

    中国地域辽阔，位置重要，很难被某一个大国吞并而成为其保护国。…但相互妒忌最终使列强的对华政策成为在中国争夺租借地的竞争。若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干扰，很可能就导致了对中国的瓜分。《权力政治》，110页。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办法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策略。但在清朝末年，每次谈判“制夷”之前，夷人都已经打进家门来。列强们肆无忌惮，没有道德约束，也不担心中国报复——因为中国根本无此能力。中国外交的选择余地很小。从1840年之后100多年的痛苦经历中，中国人知道“弱国无外交”却又指责李鸿章“卖国”可是，在晚清，又有谁能做得比李鸿章更好呢？中国那时的境遇非常危险。但中国没有被列强瓜分，没有成为殖民地，在各种可能中，已经是一个不太坏的结局。李鸿章确实出卖了一些国家利益，但也保住了更多的利益。不然，损失一定更大。那不是商业谈判，任何一方都可以坚持自己的条件，否则就拉倒。在强盗的刀枪之下，中国无可奈何。从那时起，中国人就应该明白：外交是建立在内政基础之上的。国际政治从内政开始。只有清明的国内政治才能保证坚实的国际政策，不然只能牺牲国家利益（卖国）。

    慈禧向列强宣战是一个坏兆头。在20世纪以后的岁月里，个人对权力的迷恋多次把中国推入战乱和险境，其危害程度不亚于外国入侵。专制难道不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吗？列强之战使清廷暂时免于亡国，掌权者似乎可以略微从长计议了。但他们不能推动政治改革。在风雨飘摇之中，南方的一次兵变就推翻了整个王朝。辛亥革命一举成功，八旗子弟的无知与顽固葬送了他们先辈们用无数鲜血换来的江山。但革命没有停止。不久，国民党的革命者又遭遇另一批革命者。在长期的外战和内战中，他们先是被日本重创，接着又被新革命者打败。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或者权力之争的世纪。

    边缘、中心与势力范围

    在地缘政治中“中心”又可称作“极”即“多极世界”中的“极”在多极世界，大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这个大国是体系的中心，其他国家是边缘。与权力一样，文明在地理上也有中心与边缘。文明从中心向边缘传播，而边缘的人们依据自己的传统和理解改造传播而来的文明。古代东亚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和罗马）是最明显的文明中心。西方现代文明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参见彼得？伯克：《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东方出版社，2007年。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世界凭借先进的武器，使自己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西方世界内部仍有多个中心。其他古老文明因技术落后而显得无足轻重，它们失去了活力。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的权力更加向西方集中，而且只是一个国家，英国或者美国。西方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都成为边缘，大片沦为殖民地。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故乡都不能免，查拉图斯特拉、孔子和老子的故乡几乎不免，美洲的文明则遭到毁灭性打击。所有边缘地区都要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

    日本长期以来是东亚的边缘国家，却是第一个崛起的非西方国家，一度成为东亚的权力中心。同时，日本企图变形为西方文明，显示了它在文明方面的自卑——在当时几乎不可避免。直到20世纪后半期，文明才又呈现出多中心的趋势。各地区一直有次级权力中心，但真正的多中心（或多极世界）要等到美国衰落之后才有可能。

    欧洲整合的难度在于它在政治上是多中心的。查理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