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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地缘大战略本及冲绳:东边之 (第13/13页)
,考虑重新回归亚洲,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像它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那样。只有在日本成为本地区第二位的国家之后,日本才有可能认真反省它的暴行和错误。 2007年有过一次和解事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食人族的后代向斐济政府道歉。报道说: 8月15日,巴布亚新几内亚食人族的后代为祖辈吃掉斐济传教士的行为道歉。和解仪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市举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保莱阿斯?马塔内、斐济政府代表和数百名民众出席了和解仪式。 1878年4月,斐济一名官员和3名传教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加泽尔半岛被当地部落杀死并吃掉。此后,英国传教士乔治?布朗指挥并参与了“惩罚”行动,杀死多人并烧毁了几个部落村庄,他的行为引起澳大利亚等地宗教组织的强烈抗议。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2007年8月16日报道,新华社次日转发。 从吃人事件发生到道歉与和解仪式,中间相隔了129年。可见人道的力量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在炎热潮湿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估计没有任何一人的寿命超过129岁。所以“日本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在战后出生”不能成为日本回避残忍历史、逃避战争责任的借口。如果日本能够与东亚国家举行这样一次和解仪式,对日本、对东亚都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可以有条件地支持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在正常化的过程中,日本获得的权力大多以美国的损失为代价,因为美国在cao纵、控制着日本的外交和军事。此外,这样做也许还可以削弱日本右翼的号召力。毕竟,改变战败国地位是右翼的一大主题。 中日需要和解。在中国一方,和解依赖一个多元社会的建立。中国人对日本的愤怒和不满必须得到宣泄,受害者(尽管在世者已经很少了)必须得到补偿。和解之前需要理解和谅解,使愤怒得到缓解。任何以压制民众情绪为前提而达成的和解是没有根基的,因而不可能持久。从长远来看,日本比中国更需要和解,因为它是施害者,将来还可能是弱者。日本一再挑起中国人的痛苦记忆的做法非常不明智,它的行为和解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战争及暴行的分歧问题上,西方在中日之争中保持中立,甚至站在日本一边。原因不大说得出口,不过是蔑视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已。这对西方(主要是英美)来说是非常短视的,英美有一天或许会纠正这个错误,或者可能自食其果,因为在二战中,它们也是日本的敌人。这和它们为了给苏联难堪而对纳粹德国的暴行视而不见没有区别。 日本应该是东亚经济、安全合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国。它在历史上就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日本的前途有三:第一是继续依附美国,依靠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日本获得更多的外交和军事自主权之后,显然会有自己的选择和目标,不会完全追随美国。它会成为美国更平等的伙伴,在两国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更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二是争取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者。这将和中国形成竞争的态势。当美国不再有实力控制东亚之后,最好的结果就是制造鹬蚌相争的局面,以坐收渔人之利。然而,作为一个偏于一隅的岛国,日本很难承担起地区的领导责任。日本在1895-1945年之间50年的尝试彻底失败,给本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第三是融入以中国为龙头的地区一体化之中。从中日1000多年来的关系和两国人口、面积的差距来看,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它将是历史模式的再现,但前提是中国稳定地发展,走向自由、民主和繁荣,有能力团结本地区各国集体走向自由、民主和繁荣。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东亚就仍将是散乱的。日本还有第四个选择,即孤立。这将使日本边缘化,丧失影响力。所以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一些人来说,数落别人的缺点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这个行为并不能解决问题,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引开了对自己的批评。作为一个和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国家,我们应该从日本看到许多引以为戒的东西。和一个世纪前的日本类似,中国也正在经历国家的崛起,面临与当初日本类似的选择。不同的是,中国的崛起只是一次复兴,是以深厚而长久的历史为基础的。历史纵深感有助于中国把握未来的方向,减少国家战略的可能失误。这种失误曾把日本和德国带入了灾难性的战争——当时它们都在崛起之中。 在工业化方面,日本也有许多中国可资借鉴的经验。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中国一直倾力发展重工业,在补“洋务运动”开始的、因为战乱一直没有完成的一课。这一课日本在20世纪初已经大致完成了(1904-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标志着它成为新兴工业国)。正是这一课的缺失,使中国成为日本军事扩张的最大受害者。此后,在整个冷战期间,中国先后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其中有10年左右同时与它们对抗。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失大于得;而日本则是冷战(包括朝鲜战争)的受益者,可能是最大受益者。因此有人感叹:“冷战结束了,日本赢了。”这个有利因素是中国所不具备的。但是,在此期间,中国仍打下了重工业基础。即使以1950年代初作为起点(1951年日本结束美军占领,1953年中国结束战争状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比日本晚。如果以1951年作为日本战后工业复兴的起点,中国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当然,双方在此之前都有些基础),中国现代工业的起步时间至少比日本落后25-30年。如果不考虑这个时间差距,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轨迹和日本多有相似之处。现在,日本“失去的10年”已经有20年了。作为后起工业国,中国可以汲取日本的很多教训——特别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以避免陷入长期不景气的覆辙。这个覆辙是中国无法承受的。 简而言之,日本不具备地区领导能力。如果处理得当,日本不太可能对这一地区造成大的危害。一个富裕、安详和正常的日本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日本可以做另一个欧洲:富裕、文明、自我陶醉;或者选择发展军事力量,与周围国家抗衡。日本将处在又一个“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上,确定它下一个要跟随的国家,或者自己争取做地区领导者。在中期内,日本仍将跟随美国,因为美国仍将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亚洲也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而且由于难以调和的历史问题和它的长期不景气,日本的地区影响力在持续下降。中国的“强大”目前还只是体现在潜力和活力上,但经济的规模和质量还落后于日本,在文化和政治上不能再次成为诸国效法的对象。中日之间目前的纠纷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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