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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臣画像

    伦敦德里侯爵尤其难以接近：一方面，他身为大臣，说话直率，另一方面，他为人谨慎，这两方面使你感到拘束。他坦率地解释他的政策，神情极为冷漠，对发生的事情却绝口不提。他对自己说的话漠不关心，就好像那不是他说的。大家不知道究竟应该相信他说出来的话，还是应该相信他藏在心里没说的话。就像圣西门所说，你往他耳朵里塞一筒炸药，他也不会动一动。

    伦敦德里侯爵有一种爱尔兰人的口才，常常在贵族院激起笑声，给公众带来快乐；他的疏忽是有名的，不过他有时说的一些妙语，例如在谈到滑铁卢战斗时说的：“我把士兵们叫回来了。”让公众激动不已。

    哈罗比勋爵是枢密院主席。他说话简明扼要，熟悉情况。在伦敦，一个枢密院主席说话哕哕嗦嗦，大家认为是不合适的。此外，从言谈举止来说，他还是个十足的绅土。有一天在日内瓦的帕基斯，有人通报一个英国人求见：进来的是哈罗比勋爵。我好不容易才认出他来。他失去了从前的国王；我从前的国王则流亡外国。这是我最后一次觉得英国伟大。

    我在《维罗纳会议》一文中提到皮尔先生和威斯特摩兰勋爵。

    我不知道巴瑟斯特勋爵是否那位巴瑟斯特伯爵的后人，是否他的孙子。斯特恩曾经这样描写巴瑟斯特伯爵：“这位爵爷是个奇迹；八十岁的人了，还头脑清醒，反应灵敏，像个三十岁的人。情绪健康，对什么都有兴趣，也有能力讨我所熟悉的不熟悉的人喜欢。”巴瑟斯特勋爵，即我跟你们提及的大臣，是个受过教育知书达礼的人；他保留了过去有教养的法国人的礼貌传统。他有三四个女儿。她们皮肤白净，体型修长，行动轻盈，像海燕一样顺着波狼奔跑，或更确切地说，飞翔。她们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她们是否和同姓的英国少女一起落进了台伯河①？

    ①见第三卷第四十二页。

    利物浦勋爵不像伦敦德里侯爵，是主要大臣，但却是最有影响，最受尊敬的大臣。他享有虔诚信士和慈善家的名声。对于拥有者来说，这个名声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人家来找他时都怀着对父亲一样的信任。任何行为，要是得不到这位圣人的认可，就似乎不是善良行为，因为这位圣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才干的影响。利物浦勋爵的父亲查理？詹金逊是霍克别里男爵，利物浦伯爵，是伯特勋爵的红人。英国的国务活动家，几乎个个都是从文学生涯开的头，不是写过几首或好或坏的诗，就是写了一些文章在杂志上刊载。一般而言，这些文章都写得很好。对这位首任利物浦伯爵还要再写几句。他给伯特勋爵当过私人秘书，他的家族为此颇为伤心：这种虚荣心在任何时候都是幼稚的，在今天就更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那些最狂热的革命者就是从血缘的失宠或者社会地位的低下中萌生对社会的仇恨的。

    利物浦勋爵支持改革，坎宁先生最后一次入阁要感谢他。他虽然死守宗教原则，却也可能受到不愉快回忆的影响。在我认识利物浦勋爵的时候，他几乎到了清教徒感悟的地步。平时他与一位老姐妹住在离伦敦几十里远的地方。他言语不多，脸色忧郁，常常侧着耳朵，似在倾听什么悲伤的事情：好像他听见自己的最后几年寿命从天而落，就像冬季落在街面上的雨点。再说，他没有任何情欲，只是照上帝的意旨生活。

    海军将领团的成员克拉克先生是个著名的演说家和作家，一如坎宁先生属于皮特先生一派；不过他比坎宁先生更为醒悟。他在白厅住了一套阴暗的房间。当年查理一世就是被人从那些房子的窗子提出去，直接送上断头台的。在伦敦走进那些机构领导人的住所，人们都会大吃一惊，那些机构的分量就是在天涯海角也感受得到呀。一张光光的桌子，后面坐着几个穿黑礼服的人，这就是你见到的场面：然而这就是英国海军的指挥官们，或者是哪个商务公司的老板们，他们继承了蒙古皇帝的伟业，在印度就有两亿臣民。

    两年前，克拉克先生来玛丽一泰蕾丝诊疗所看我。他提醒我注意我们舆论和命运的相似。一些事件把我们与世界分开；政治造就离群独居者，一如宗教造就隐土。当一个人独居荒野时，便会在自己身上看到无限人生的某种遥远图像。无限人生独居在无垠的宇宙，看着各个世界的革命完成。

    公函(续)

    在六七两个月，伦敦内阁开始认真对待西班牙事件①。伦敦德里侯爵和大多数使节在谈到这次事件时，都显得不安，甚至几乎表现出可笑的恐惧。内阁担心如果绝交，我们占不了西班牙人的上风；别国的内阁则怕我们挨打；他们总是看到我们的军队打出三色旗。

    ①马德里发生暴乱，国王费迪南德七世被囚。

    我在六月二十八日的第三十五号公函中，如实地报告了英国的举措：

    子爵先生：

    伦敦德里侯爵有关西班牙的想法，我比过去更难向您报告，因为难以打听到他发给英国驻马德里大使W？阿库尔先生的秘密训示。不过我事事都留心，所以您最近的十八号公函所要求的情报，我还是搞到了。如果我对英国内阁的政策以及隆东代里侯爵的性格判断准确，那我就相信W？阿库尔先生几乎没有带走任何书面训示。人家会口头指示他观察各派动向，但不介入纷争。圣詹姆斯内阁不喜欢西班牙国会，但是看不起费迪南德，肯定不会为保王派干什么事情。再说，只要我们对一种舆论施加影响，英国就会对相反的舆论施加影响。我们的再度繁荣激起了强烈的嫉妒。此间的国务活动家对西班牙蕴蓄的革命狂热都怀着隐隐的担心。不过遇到特殊利益，这种担心就压住不提了。因此，如果一方面大不列颠能够把我们的商品排斥出半岛，另一方面它能够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那么它就能轻而易举地决定对西班牙事件持什么态度，并且为大陆君主国家可能再次遭受的苦难而幸灾乐祸。阻止英国从君士坦丁堡撤回使节的同一原则，促使英国往马德里派遣一位使节：它对一般的事情毫不关心，只关注能从帝国的革命中得到什么好处。

    致敬！

    一八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于伦敦

    我在七月十六日的四十号公函中又报告了西班牙的消息，并对德？蒙莫朗西先生说：

    子爵先生：

    英国报纸依据法国报刊新闻，今早刊载了包括本月八日在内的德穗里的消息。我对西班牙国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