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龙的力量 (第8/10页)

印度战后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据信是美、印、巴三国，在协助中国解除印度核武装的问题上。美、英两国的特使曾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地区与巴基斯坦军方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基亚尼上将进行过长时间的磋商，这些会谈的内容至今都没有向外界解密。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美、英、巴三国在考虑瓦解印度核武库的同时，也早已商定瓜分印度中西部地区辽阔疆域的问题。

    而协调中巴两国之间步调的会议，则据说是在中国西部重镇—兰州召开的。在这次“兰州会议”之中，来自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总统特使除了与中国总参谋部的代表协商了中国远征军入巴参战的问题之外，有关印巴边境的重新分割以及如何处理战败后的印度自然也在讨论的范围之内。最终随着巴基斯坦政局归于稳定，中、美两国围绕伊斯兰堡倒向问题上的争夺最终以拥有强大地面优势的中国逼退远渡重洋而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而以全胜告终。尘埃落定的中、美、英、巴四国自然而然的选择了重开谈判。而这一次会议的地点则众说纷纭。西方学者坚持认为这次最终决定印度命运的会议在美国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鲁鲁（檀香山）展开，因为根据官方的报道当时正有一支由中国国防部副部长—吴辉上将率领的中国人民国防军高级军官代表团在当地访问，而同期抵达的还是英国国防大臣约翰。里德。因此西方史学家一直坚持这次“檀香山会议”最终决定了四国瓜分印度的协议。

    而东方的史学家往往对所谓的“檀香山会议”保持着高度一致的否定和怀疑。中国官方的历史研究团队认定在处理战后印度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并没有与美、英两国有任何的地下磋商。而一些民间团体在这个问题则显得相对宽松的多，他们认为中、美、英、巴四国在处理战后印度的问题之上必然有着一系列协商和妥协。但是对于会议的地点，他们大多认为所谓的“檀香山会议”不过是第一轮接触，真正在南亚次大陆势力划分问题上一锤定音的是在“檀香山会议”一周之后在中国东部城市—天津举行的中、美、英、巴四国会议。根据中国民间研究者收集的信息，在吴辉上将率领的中国人民国防军高级军官代表团结束完对夏威夷的访问一周之后，白宫分管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斯文顿、英国国防大臣约翰。里德以及巴基斯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塔立克。马吉德上将均相继抵达天津，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在这座中国环渤海湾经济圈的中心城市曾在决定印度命运的过程中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种“密约说”曾流行一时，毕竟在战后印度的处理问题之上，从结果来看中、美、英、巴四国的确各取所需，表现出了空前的默契，相安无事。不过也有相当一部份西方史学家对“密约说”嗤之以鼻。在他们眼中“贪婪成性”的中国巨龙根本不会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遵守所谓的“密约”印度左翼阵营之所以无法上台执政，重新统一印度，完全是由于其与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之上存在着“路线之争”这些持所谓“路线说”和“换马说”的西方学者往往会援引印度左翼阵营的一些政策和文件试图说明印度左翼阵营所坚持的不过是伯恩斯坦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提出的修正主义的模式，在经过了毛泽东思想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眼中，印度左翼阵营存在着严重的“路线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无法说服对方改弦易章的前提下不得不选择“换马”

    和“密约说”一样，坚持“路线说”和“换马说”的西方史学家们同样可以找到充足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们往往会旁征博引的用大段大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说明“路线之争”在共产国际中的“悠久”的历史和巨大的影响。在印度左翼阵营各主要党派在随后岁月里的停滞和没落，以及印度共产党（毛派）的迅速崛起似乎更从一个侧面应征他们的分析。

    但是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或许永远将成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之谜。但无论如何从后来事情的发展中来看，几乎对新德里崩溃毫无准备的印度左翼阵营根本不具备接管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的能力。在西塔拉姆。耶丘的个人回忆录—《印度的曙光》一书中，这位亲历印度在21世纪的崩溃和重生的老人以无比犀利的笔锋鞭笞了自己同僚当时的短视和幼稚：“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拿出了十万分的诚意，并向印度左翼阵线的绝大多数领导者展现了他们强大的物资储备和军事力量。与历史上那些血腥而艰辛的革命里程相比，左翼阵营入主新德里几乎不过一次闲庭信步的旅行而已。但是从印度军政府的监狱里走来的那些印度左翼政党的领导者们此刻却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在北京的日子里，时间在每天无休止会议逝去。但会议主题往往不是如何构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如果解决超过8亿民众的吃饭问题或者如果建立各地新的行政单位，而是印度东北部地区诸邦的独立和巴基斯坦人吞并大旁遮普地区对民众心理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在人民心目中避免成为中国共产党附庸的形象。”

    显然自印度独立以来所推行的“民主制度”已经褪尽了印度左翼政党的革命热情，他们早已遗忘了列宁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西孟加拉邦成功的长期执政，即是一座丰碑也是空前沉重的历史包袱。印度左翼阵线早已在所谓“民主”的氛围中蜕化成了只会应付选举的政治组织。军队和铁腕在这些一切以“民意为先”的政客眼中，早已成了暴政的代名词。因此在经过的反复的磋商之后，印度左翼联盟最终以“经验不足”和“仍不具备掌控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能力”为由拒绝了中国政府邀其入主新德里的要求。对于印度左翼联盟的大多数政党而言，他们似乎相信在随着战争的结束，最终印度将回到过去的轨道上去，而在“战后拒绝与中国政府合作建立傀儡政权”的他们将最终会得到更多印度民众的支持，而获得在更多邦的主导权。

    当然在西塔拉姆。耶丘的个人回忆录里还暗示了在与中国共产党的会谈之中，印度左翼阵线内有人怀有深刻的个人目的而刻意拒绝这一条件丰厚的邀请。而其中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巴塔卡列首当其冲。巴塔卡列本身在印度左翼阵线中威信就并不高，只是由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现任印度西孟加拉国国邦领导人的卡拉特意外的由于飞机失事而丧身，才让他坐到了印度左翼阵线领导者的位置之上。但由于被印度军政府突然受押，使得巴塔卡列在印度左翼阵线领导者的位置上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