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发考 (第21/22页)

，所谓“入声色也消愁”“终日以醇酒妇人自遣”

    两次亡命之王季高，一变而为豪赌冶游之王季高矣！

    事实上，早在二次革命前，王金发身上的许多坏毛病，就已经露端倪。现在有了苦闷这个堂皇的借口，更是顺理成章名正言顺，索性一条路走到尽头。“投诚”之举，害得王金发里外不能做人，两头不能讨好。袁世凯方面要他限期捉人，潜伏在上海的党内同志，听说他从北京归来，疑惧万端，只怕自己成了王金发献媚袁大总统的礼物，一个个都躲他远远的，海外同志更不相谅，纷纷来信质骂，并云将派人暗杀。王金发有口难辩，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听天由命。漫道温柔消壮志，醇酒妇人亦英雄，于是他以吃喝嫖赌来更加迅速地堕落自己。

    再也没有什么比王金发的死更窝囊的事情。王金发似乎忘记了自己处在双重的危险之中。在1915年的5月，也就是在他去北京投诚的五个月以后，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二十一条”准备称帝前夕，王金发忽发奇想“以调查旧部动静，并消弭乱萌为辞”向上海的镇守使郑汝成请示，要去浙江一游，并打算在西湖边上建别墅。郑汝成批准了王金发的要求，亲自打电报给浙江都督朱瑞，请其保护接洽。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是袁世凯在南方的心腹，陈其美领导的上海二次革命，就是惨败在他的手下。郑是革命党人的心腹大患，陈其美后来不得不派人将其暗杀。而浙江的第三任都督朱瑞，却是一位变质的老革命党人，他早在1907年，就由秋瑾介绍参加了光复会，辛亥革命率领新军攻打杭州时，曾和王金发并肩作战。

    按说王金发和朱瑞真应该有些旧交情。从王金发去杭州时要请示，要保护，说明他当时被软禁监视，也害怕革命党人行刺。王金发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没想到昔日情同手足的战友会加害自己。他没想到早在自己没去杭州以前，朱瑞便密电袁世凯，说王金发“来杭意图叵测”王金发到杭州后，挥金如土，会客请酒，相续不绝。过了三天，一向躲着不见面的朱端，忽然决定在百井坊巷自己的公馆，宴请王金发。有人劝王金发，说朱瑞可能没安好心，此去弄不好便是鸿门宴，还是不去为妙。王金发也心存蹊跷，但是想到朱和自己毕竟有过交情，绝不会如此负义。席至半酣，朱瑞拿出袁世凯的电报，很痛苦地说:“上峰有令，我已无法帮忙。”就这样，王金发被关进了陆军监狱，一关就是二十多天，至6月2日下午4时，惨遭杀害。

    我曾见过王金发临刑前的照片，照片上的王金发毫无恐惧，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他被绑着双手，捆在用树棍搭起的架子上。行文至此，我又一次找出了这张照片，不由得百感交集。这张照片曾登在报纸上示众，当年一定很轰动，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没见过王金发本人，第一次看到他，也是见的这张照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王金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王金发传奇一生的终结，是他不平凡人生的一个句号，一个很不圆满的句号。王金发实在不应该是这样死的。

    王金发被杀，当年那位被他释放的章介眉，曾起了推波助澜投井下石的作用。这位为杀秋瑾女侠出谋划策的千古罪人，此时又混到北京的总统府里当秘书，掌管机要，王金发当年没有痛打落水狗，饶他不死，他却不肯感恩放过王金发，据说他曾急电政府，振振有词“有稂莠不去，嘉禾不生，恳即明断，以张纪法”促成了袁世凯下决心杀王金发。这好像又是个农夫和蛇的故事。为此，鲁迅几次写文章警世，最著名的就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此文曾经被选入“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学课本。那时候上中学的人，都应该读过这篇文章。“费厄泼赖”是宽容的意思，对敌人宽容必吃苦头，王金发的教训就是例子。不过一个小小的章介眉，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还可以提出疑问。朱瑞身为一省的都督，想杀王金发，也必须是有了袁世凯的电报才敢动手，把王金发之死赖在章介眉身上，可能也是觉得这样更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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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发这样的莽男儿，最适合马革裹尸当英雄。他应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应该是徐锡麟和秋瑾，应该死于前清时的捕役，应该死于光复时的枪林弹雨。历史让王金发选择了一个最不应该的死，不死于节，不死于义，偏偏死于投诚之后的鬼魅官场。王金发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冤枉。他糊里糊涂地送了命，不管后人如何为他辩解，他一生的名誉随“投诚”二字而毁。这真是一个最糟糕的死法。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应该死而不死，往往不是件好事。譬如汪精卫，他正好和王金发同年，如果在刺杀摄政王未遂后，当真被判了死刑，立地正法，了却他“引头成一快”的心愿，也不会在后来留下一辈子的骂名。晚节不保向来就是个严重问题，很多人都是小事清醒，大事糊涂，一失足成千古恨。

    大事万万糊涂不得，王金发死了以后，颇有大快人心的一面。人们自然会很轻易地相信报纸所说，除了极少数的亲友之外，大多数人都觉得他死有余辜。据说在绍兴，人们开会庆祝，坚信这是王金发“祸绍”的报应。前清的遗老们心头一定很痛快，弹冠相庆，因为大清的江山，就是被王金发这样的乱党推翻，杀一个王金发虽不足以解恨，但是杀总比不杀好。最让人心疼的，是昔日并肩作战的革命党人，也觉得王金发活该，这就是投诚和变节的恶果。王金发被杀的一个重要罪名，是他不肯出卖昔日的战友，换句话说，他的投诚有些莫名其妙，毫无“诚”字可言。他从北京回上海以后，政府“派员赴沪监督，意延宕数月之久，迄未捕获一匪，反与乱党随时往来”于袁世凯的角度，杀王金发也没杀错。

    袁世凯是一个很懂得利用舆论的高手，他知道如何不惜重金，收买那些无聊的文人，编造一连串的谎言，颠倒黑白，搅乱是非。既然要杀一个人，就必须彻底把他搞臭。王金发冤枉，就在于所有的人都觉得他该死。人总是容易轻信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日本的古屋奎二所撰《蒋介石秘录》，就为当时报纸上的谎言所蒙骗，其中有一段，煞有介事地说蒋介石在上海，因为王金发的告密，差一点落入袁世凯的侦探手中。这样的小道消息，蒋介石自己是否相信，不得而知。

    蒋介石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比王金发著名得多的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比王金发更有眼光。尽管他们的经历差不多，年龄相仿。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和王金发的故乡嵊县相邻，但是蒋介石的展望未来，要比王金发远得多。作为战士，辛亥革命成功，王金发的革命生涯也就走到头了；而对蒋介石来说，虽然不时也去过妓院，对前途也沮丧失望过，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