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心灵世界的建筑思想 (第4/6页)

别的不一样，她们的随和，宽容，富有同情心，受到一名印度医生的热烈爱戴。这名医生受过英国教育，学的是西医，对他落后的祖国有着怒其不争的感情，对西方的进步抱着赞赏的态度，但对于它们的殖民政策则是反感的，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又怀有民族情感的知识分子。他对这两个女士非常好感，十分殷勤，为她们安排了一次具有历险性质的旅游，就是到一个著名的神秘山洞去，那山洞里有着奇异的回声，传说发生过不可思议的事情。经过紧张繁忙的准备，终于成行。然而在山洞里却发生了传说中的不可思议事情，英国姑娘突然间极端恐惧的奔出山洞，而身后则跟着印度医生，于是，印度医生便以企图强jianian的罪名被告上了法庭。这是一个悬念故事，但重要的不在于悬念。这起案子有一个有力的证人，就是姑娘未来的婆母，她虽然没有目睹山洞里的事件，但她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来证明印度医生的人品，是具有说服力的。而此时，这案子已激起民众的反英情绪，酿成事端，她的作证可说事关重大，不由陷于犹疑，最终，她在一个长老的影响下，于开庭前夜离开印度，从法庭缺席。这长老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印度教的一个首领，他深谙东方哲学，他认为世界万事都有着必然性，所有的偶然都是暂时的表面的效果，所以行动是无意义的，不自然的，甚至会影响事物的真相。

    他说我们印度有条河则恒河，我们的人死了就放在河里，漂向永恒的归宿，无论现在是怎么，最后大家都是一条河里的生命，都是顺流而下的。在这种不承认偶然性，认为一切结果都是必然的思想感染下，老太太在开庭前走了，当她的火车经过一道山壁，暗夜里看见石壁前有个人向她举手致意，就是长老，他认为老太太终于领悟了真谛。这里讲述的已经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差异，而是文化的较量，这是两种对立的人生哲学，一种是西方的精神，一种则是东方精神的。前者充满了行动，是注重现世的，它相信偶然性，相信人是可以抓住国会改变历史和存在，因此他们占据了强者的位置，在世界开辟了一系列的殖民地，但他们无法战胜死亡，恐惧虚无。后者只相信事物的必然性，只关心终结，过程都是转瞬即逝，他们过着闲散的生活，在玄思中漫游，获取着心灵安宁的快乐，但由于他们的惰于行动，只得落入被殖民的地位。电影没有给两种哲学的对比作出回答，就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它的问题虽然也是从国家和民族出发，却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内容，走近了人的本身，它问的是生命的存在和精神的内容，什么才是生命的最需要。不管这世界容忍到什么程度，后现代理论怎么扫荡一切差别，人的询问总应该是一步深人一步。

    我再要提到别的门类的东西，比如杨丽萍的舞蹈。那年夏天，这个云南的舞蹈家到上海来演出，使我感到非常震惊，她使我震惊的是她对世界的看法，与我们汉族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比如我们汉族人表现下雨，一定是拿把伞跪拿个斗笠，表示我们人在雨中的情形，可杨丽萍不是，她用人来表现雨，人就是雨，最后她才把斗笠戴起来，变成人，走进雨里去了。她表现火，不是表现人在火里或者人在火旁边的景象，她本身就是火。她表现月光，她则是月光的受体影子。她不是表现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是表现自然的本身。我真是有种绝望，我们这种人总归是回不到自然去了，我们老是说回归自然，这口号正说明我们和自然的距离，而杨丽萍却是和自然一体的，她和自然合二为一，是个非常整体性的存在。这种自然人的境界，也许只有像杨丽萍这样，在远离文明社会的偏远地区生长的孩子，才有可能生而俱来，它不可能是后天形成的。也因此，我很难在小说中找到这样的自然的境界，因为小说的材料本身就是文明的形式，不像舞蹈和音乐，它们的起源是在人的初民时期，比较接近人的自然性。现在才能提到小说，就是王蒙的《蝴蝶》。它写的是一个老干部从理念的生活回到感性的生活里去的经历。这个老革命。的妻子，是他进城后结识的一个女学生，是个非常有天性的女性，她对孩子、对丈夫、对家庭，充满了来自天性的热爱，但是这些感情都被她当官的丈夫忽略甚至扑灭了，他觉得这种感情是没有太大价值的，是私人化的，应当从属于广阔远大的社会生活，就是他所服务的那种生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办公室里，从早到晚电话响，然后坐着车，跑来跑去，没日没夜。忙什么呢？到某地开会动员，制定生产指标，统计完成数字，就是这样一个由报表、数字、会议的报告，秘书的电话组成的世界，生活就是通过这些抽象的东西传达给他，渐渐的，他便失去了对真实的生活的感受能力。妻子与他的隔阂越来越远，终于和他离婚，他又重新结了婚。到了文革，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被打倒，孩子同他划清界限，妻子改弦易张，他被放逐到农村，成了一个老农民。然而，就是在这场钙劫之中，他不期然地进入了真实的生活，重新发现了自己。徒步走路爬山，他感觉到自己的脚，站在公路旁边看着小汽车开过去，发现了自己的眼睛，他烧饭，发现了自己的手，他接受帮助或者遭人拒绝，发现了自己的感情，他所有的感官都回来了，自己能感觉自己的心跳，自己肌体的活力。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四人帮打倒后，他又官复原职，回到报表、数字、工作报告的生活里，他非常怀念原来那种感性的生活，于是他自己搞了一次活动，没带秘书也没带小车，徒步回到他下乡的地方。一路上，他忽然发现，在这个人力已经参与改造的世界上，如果完全不带有一点社会性的防身武器的话，简直寸步难行，他的手和脚似乎都被缚住了，行动受到障碍：拥挤、肮脏、不讲理、买不到车票、吃不上饭，等等。一个社会人要去寻找一个完全自然的生活，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妄想。因此当他再回到办公桌前的时候，他想的是：要把这个世界建设得更加合乎人性，他必须努力的工作。这就是王蒙和杨丽萍的不同，杨丽萍生来就是个自然人，人和山、水对她来说完全是一体的。而王蒙知道人和自然的分离，知道分离的现实不可避免，但他认为人有力量再去创造一个自然，王蒙期望的自然是经历了理性的过程，是人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