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爸爸许世友 (第9/14页)

舰队司令员，受到残酷迫害，被投入井中淹死了。他的爱人朱兰阿姨漂亮无比，风度迷人，一直是我们女孩子羡慕的偶像。她为陶司令生了八个子女，现在没有参加工作的四个孩子都失魂落魄地跑到我家，像一群在暴风雪袭击落难的迷途羔羊。他们惶惶然穿过庭院，来到父亲房间，立刻放声大哭：“许伯伯，救救我们吧！”

    那悲惨惶惧的哭喊，我至今不能忘记。

    父亲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他极少有这种表现：像一个多情善感的老mama一样，抚慰了这个又劝说那个…

    蓦地，父亲眼里掠过一道犀利的波光，两只手又背到身后，急踱一阵步，叉腿屋中央，声震屋宇：“不要怕，这里就是红色保险箱！”

    他胸膛起伏着又继续踱步，努力平息自己的情绪，并且打定了主意。下令将有关负责人叫来，说：“陶勇和我一块出来革命，外面说什么我不管，他落了难，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偏要管！”

    “这种形势…不好管哪。”

    “管定了！”父亲吼一声，喘息有顷，又说：“放地方不行，会遭造反派迫害。要放进红色保险箱，叫他们统统参军！”

    “今年不招兵啊…”“我的部队招！妈了个×的，把那些落难干部的娃娃都给我招来，锁进我的红色保险箱！”

    毛主席曾称呼这些大军区司令为“各路诸侯”不无道理。父亲一道命令，四十名落难干部的子弟都穿上了军装，跳出“革命风暴”被保护在“红色保险箱”中。十几年后父亲去世，陶勇将军的儿子张小勇曾赶到父亲的灵柜前，扑通跪倒，连磕三个响头，磕得大地跟着发颤！他放声大哭，比我们这些亲生子女还要哭得惊心动魄。

    我和小妹田小兵，也在这一年参了军，与陶勇将军的四个子女一道进入“红色保险箱”

    父亲沉重地对我说：“我是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可是现在的形势，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所以还是参军吧。我是从士兵打上来的，你们也要从最底层干起。路要靠自己走，好自为之吧。”

    就这样，我在大别山里的一二六医院当了一名护理员，每天挑水、送饭、拖地、倒便盆…开始了我走上社会的独立生活。

    一二六医院是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后方医院，根据“山、散、洞”的要求，建在大山里，有打入山体的地下坑道，可以安置上百个病床，坐落在六安县的响洪甸水库附近。

    不久，父亲便来到我们这个医院。不是“走麦城”而是早有计划的撤退。

    那时，上级严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作为军人，父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能选择“撤退”的应急办法。

    那天，父亲在南京AB大楼召开工作会议。这是原来苏联专家的办公楼。会前获悉，造反派要来冲击。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严令，是无法阻挡造反派冲击的。父亲事先布置了几辆吉普车，停在楼后小山上。那山种满桃树，固树得名叫做桃山。

    会议开到半截，造反派果然赶来冲击。警卫只许伸脸不许伸手，怎么可能拦挡得住？造反派轻易冲进了大门。于是，父亲便指挥与会者从桃山撤出。

    坐上吉普车，父亲半是恼怒，半是诙谐地骂道：“桃山、桃山，妈了个X的，逃娘的山里去！”

    就这样，父亲从南京乘吉普车，风尘仆仆一天，驶入大别山。在路口，他喝令停车，跳下来察看一下地形，下令：“封锁！把机枪都给我架起来，敢登这个坡的，格杀勿论！”

    父亲布置完毕，驱车进山。不久，便有四五个人追来，似乎发现不对头，远远停了车，没敢上坡。因为他们看到路口排列开的黑洞洞的机枪，还看清了一行大字：军事禁区，不得靠近。

    这几个人是造反派的探子。

    后来，造反派的队伍追到六安县。从山上望下去，像黄蚂蚁和蓝蚂蚁组成的游蚁兵，浩浩荡荡，声势不凡。据路口的战士讲，大队人马举的标语喊的口号都是“打倒许世友！”“活捉许和尚！”

    那几个探子投进造反派的大队人马中，浩浩荡荡的队伍立刻停住了，到底还是不敢试探“许和尚”的决心和手段，喊过一阵口号，便悻悻而去。

    从这一天起，我的父亲开始了“武装割据”的生活。

    一二六医院，对内叫医院，对外叫部队。父亲在医院内外确实部署了一批部队。

    医院有四栋大楼，每栋楼之间有地道连通。父亲住第四栋楼的三层，正是我服务的那栋楼，正好领导决定由我来给父亲做护理员。

    又气又累，父亲一到便生病了，却不肯休息，集合他的警卫班，亲自教练少林拳。“呀——嘿！”的发力声打破了医院的清幽宁静。

    第二天我去看父亲时，那情景至今想来仍感到滑稽。上到二楼，医生护士们正在跳忠字舞。可是头上的楼板一个劲震响，搅得舞蹈始终跳不整齐。

    上到三楼，练武的发力声和跺脚震聋发聩。父亲在大厅里亲自训练他的警卫班。以后天天如此，二楼跳忠字舞，三楼练少林拳。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天的晚上，我去看望父亲，见警卫班的战士们又排列在大厅中，成演武队形。我从这些虎威虎势的战士的后面走过，一进门便觉得气氛异常。

    秘书悄悄说：“中央文革来电话了，小声点，司令在打电话。”

    我已经听到了父亲打电话的声音。北京那边的声音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却格外清楚，至今记忆犹新。那对话大致是这样：

    “我有错误，在历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做过检查。”父亲的声音带着哭腔，还有几分委屈和愤懑“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

    “…”“我是司令员，都做过检查，跟他们没关系，我已经做了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

    “…”“我的错误可以由组织上审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攻击！”父亲声音陡地强硬起来，两眼火爆爆地扫向我站立的门口，我身不由己地退了一步。刹那间门外大厅里响起吼声，警卫班开始cao练，楼板发出地动山摇般的震颤。

    父亲的两道黑眉像两条粗大的毛毛虫一样在额上蠕动，爬成一团，阴沉着脸听了几十秒钟对方的讲话。

    “我不去！”父亲突然冲着话筒叫喊：“组织上审查可以，去接受人格污辱不行！我许世友要命有一条，受辱不答应！”

    “…”“没什么，我的卫兵要cao练！”

    “…”“没什么意思，他们天天cao练，组织上可以审查，一天没断过，军人就要常备不懈！”

    “审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也不行！国民党不